论“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叙事的主体建构与意识形态编码——以《红旗谱》《青春之歌》为中心的文本分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当中，“十七年文学”属于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革命历史”叙事十分盛行，它是文学创作的主流样式，同时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功能。当时的文学创作运用系统的叙事方法，把宏大的历史进程转化成具有内在逻辑和价值导向的文本世界，以此确证新生政权的合法性，并且重塑集体记忆。本文选取《红旗谱》和《青春之歌》当作典型案例，着重分析“革命历史”叙事如何通过主体建构和意识形态编码这两种机制，使得文学功能与政治诉求实现高度统一。

主体建构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核心部分，其本质是塑造符合时代需求的英雄形象和集体人格。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命运被自然地融入革命历史的宏大框架，人物的成长经历以及思想变化成为阶级意识觉醒的具体体现。就像《红旗谱》里面的朱老忠，他从一个个人复仇者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青春之歌》里面的林道静，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革命者的转变。这些角色塑造存在明确的叙事模式，也就是先展现阶级压迫的情况，接着进行革命思想的启蒙，最后通过斗争实践的锤炼，最终让个体找到自身在历史主体中的位置。这样的建构方式，给读者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行为榜样，同时把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能够感知的生活经验。

意识形态编码是“革命历史”叙事的技术实现途径，它通过运用叙事修辞和结构安排，让文本成为传递价值的有效媒介。编码过程体现在叙事视角的选择、情节模式的设定、语言风格的运用等多个不同的方面。例如强化线性时间结构，能够突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对敌我矛盾进行戏剧化处理，会强化阶级对立的不可调和性。这样的编码策略让文学作品不单单具有审美功能，更成为传播主流价值观、巩固社会共识的重要工具。

主体建构和意识形态编码共同发挥作用，使得“十七年文学”将文学创作融入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局之中。这些经验对于理解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红旗谱》这部作品塑造出了朱老忠、严志和等农民英雄群体的形象，并且深入地把农民群体从个体抗争逐渐转变为集体革命的内在演变逻辑呈现了出来。朱老忠有“闯关东”的经历，他最初还有“为父报仇”的动机，这些构成了个体生存抗争方面非常典型的表现。那个时候，他身上所具有的侠义精神以及家族伦理还处于传统农民那种“自在”的状态之中。而这种主体性发生转变的关键之处在于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在反割头税运动期间，朱老忠和严志和从“咱农民的粮”这样特别朴素的认识开始，在江涛的引导之下，他们慢慢地理解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这就表示他们的主体性开始突破血缘以及地缘所带来的限制。革命组织开展的动员为主体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的途径。在高蠡暴动之前，贾湘农通过建立农民协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等方式，把那些分散的个人诉求转化成为带有政治目标的集体行动，让“反冯老兰”这样的个人恩怨升华为“推翻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叙事。家族伦理和革命理想相互结合，进一步强化了集体主体性的内化机制。朱老忠对“大贵”“二贵”有着革命方面的期待，严志和在送儿子参军的时候经历了艰难的抉择，这些都体现出传统“传宗接代”的家族责任正在朝着“为革命献身”的集体使命进行价值方面的重塑。实际上，这种转变完成了对农民主体的意识形态编码：阶级斗争叙事从历史层面为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做出了解释，集体主义价值对个体的情感以及欲望起到规范作用，革命历史的合法性通过朱老忠等人“从自发到自觉”这样的成长路径得到了确证。最终，农民群体实现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跨越，他们主体建构的整个过程本身成为了意识形态的有效承载方式。

在小说《青春之歌》里，知识分子个体主体性的重塑成为革命历史叙事里不能被忽视的一部分。林道静的改造过程不是简单的政治立场转变，而是个体欲望和革命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后得到的复杂结果。小说采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手法，呈现了林道静从深陷个人情爱困惑逐步走向阶级革命觉醒的完整过程，这一完整过程被巧妙地编织成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从“旧我”向“新我”进化的故事。

林道静主体性重塑出现一个重要转折点是在和余永泽决裂这件事情上。这一情节深层次的含义不单单是爱情选择方面的改变，实际上是两种价值体系发生了碰撞。余永泽所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这和卢嘉川所代表的革命理想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小说借助林道静日记当中的内心剖白内容，展现出她处于个人情感满足和革命召唤之间时所面临的艰难抉择过程。她最终做出离开余永泽的这个选择，就意味着她开始否定那种“个人幸福至上”的观念，革命意识形态也慢慢进入到她的价值排序当中。

参与学生运动为林道静的主体改造提供了实践的空间。在具体的革命行动里面，她渐渐感受到集体主义所带来的情感力量。文本对她在一二·九运动里的心理变化进行了描写，她最开始的时候是害怕、犹豫的，到后来变得坚定、无畏，这样的一种转变体现出革命实践对个人意志所起到的重塑作用。特别是小说把那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冲动自然地转化为对集体事业的忠诚，这种转化正是意识形态编码的重要表现之处。

党组织对林道静进行系统改造是她主体性重塑的最后一步。在和江华等革命引路人交流的过程中，个人选择被融入到历史进步的宏大叙事里面。小说通过林道静不断开展的自我反思内容，展现她怎样把残留的个人主义当作需要去克服的“小资产阶级情绪”。这一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革命意识形态对个体欲望进行整合与重构，从而让自我实现的目标和革命事业达成一致的状态。

林道静的转变轨迹十分清晰地显示出，知识分子主体性建构有其内在的逻辑，那就是个体欲望一定要经过革命意识形态的筛选和改造，才能够获得存在的合理性。这种改造模式既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规范要求，又体现出革命叙事中个体与集体关系的特殊呈现方式。最终，林道静的“新生”不只是她个人命运发生了转变，更成为革命意识形态成功融入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一个典型例子。

“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叙事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范式。其核心为借文学文本达成革命主体建构以及意识形态的有效编码。这并非普普通通的文学创作过程，而是如同一项系统工程。该工程的基本原理是将抽象的革命理念转化成具体的人物形象与情节逻辑，使得政治话语能够借助情感和审美的途径来传递。像《红旗谱》《青春之歌》这类文本，就体现出这种操作方式的典型样态。

主体建构通常通过塑造典型英雄人物达成。朱老忠这一形象被赋予了阶级反抗和集体主义两种特质，他个人命运的起伏始终和农民运动的宏大叙事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如此便完成了从个体到阶级代表的身份转变。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更为清晰地展现出知识分子主体被规训和重塑的整个过程，她思想改造的每一步都对应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编码节点。通过这样的操作，人物更具合法性，读者在产生情感共鸣时会自然地接受文本所传递的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编码的实现方式在叙事结构和细节象征这两个方面有所体现。在《红旗谱》里，“反割头税”这类情节的安排，把经济斗争提升为政治觉悟觉醒的标志；在《青春之歌》中，卢嘉川、江华这些引路人的出现，象征着党的领导对个体成长是绝对必要的。这些编码方法将抽象的政治理论转化为能够感知的文学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认知框架，从而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统一的意义解释体系。

从实际起到的作用来看，这种叙事模式不但巩固了新生政权的文化领导权，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塑造了几代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结构。对它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既有助于去理解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又能够为当代文学创作平衡思想性与艺术性提供一定的参考。这项研究充分表明，文学文本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审美对象，而是承载着复杂社会功能的文化实践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