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裂隙与历史的重构：论余华《活着》中的记忆书写与时间伦理

学术本文引言作为开篇内容，其作用是界定研究范围、明确研究价值，并且勾勒出研究基本路径。文学研究引言要准确抓住作品核心问题，梳理已有研究情况，以此突出当前研究创新点和必要性。

余华所著《活着》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之作。一直以来，学界关注其叙事结构和历史意识，但针对记忆书写与时间伦理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不够深入，存在拓展空间。记忆书写并非仅仅记录历史事件，而是会对个体经验进行筛选、重组和阐释，从而形成带有主观性和反思性的历史叙述。时间伦理关注的是叙事主体处理过去、现在、未来等时间维度时所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倾向。将记忆书写与时间伦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能够为分析《活着》里福贵的人生经历提供新视角，也可以说明个人记忆怎样在宏大历史叙事的缝隙中完成对历史的重构和反思。

这项研究核心思路是把叙事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结合，通过仔细阅读文本，分析《活着》中记忆书写具体方法以及其中时间伦理的内在逻辑。具体操作时，先梳理小说里福贵讲述个人历史的叙事方式，分析他如何用碎片化、非线性的记忆片段打破传统历史叙事的连贯和整体性。之后深入探究这些记忆片段中的时间伦理，查看福贵在回忆时怎样处理苦难与幸存、失落与获得之间的伦理矛盾，以及这种处理方式如何体现作者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对官方历史叙事和个体记忆书写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个体记忆能在宏大历史的缝隙里为被忽视的个体经验赋予意义，进而实现更具人道主义的历史重构。这样的研究路径能更深入理解余华创作思想，也能为当代文学处理历史记忆提供具有实用价值的分析方法，其重要意义在于同时揭示文学作品里的人性深度和历史复杂性。

在余华所著的《活着》这部小说里，福贵通过口述来呈现记忆，而这一记忆的呈现成为推动小说叙事向前发展的关键动力。不过呢，这种记忆具有主观特性以及不可靠的特质，而正是这些特性和特质，造成了所谓的“叙事的裂隙”。这里所说的这些裂隙，并不是写作方面存在的技术漏洞，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种文学手法。口述记忆从本质上来说带有非常鲜明的个人印记，它并不是对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的复制，而是叙述者在特定的时间以及特定的心境之下，对过去所经历的事情进行重新构建。福贵属于“不可靠叙述者”，在他的记忆当中存在大量主观筛选以及情感加工的情况，而这就是其记忆不可靠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福贵记忆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情绪化的表达。当他讲述事件的时候，常常会受到当下情绪的影响。就拿回忆龙二被枪毙的场景来说吧，福贵的讲述之中既带着作为幸存者所拥有的释然，同时也夹杂着对命运无常的感叹，并不是中立的客观记录。他会反复地说“要是我不输掉家产，死的就是我”，这种把历史事件和个人命运绑定在一起的解读方式，使得记忆是为他自己的生存逻辑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还原历史的原貌。他对妻子家珍病情的描述同样具有碎片化以及矛盾的特点。有时候他会非常详细地刻画家珍所遭受的病痛，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怜惜之情；而有时候又会简单地一带而过，就好像是漫长的岁月把苦难的棱角都给磨平了。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并不是因为记忆变得模糊了，而是创伤记忆的典型表现，也就是说为了保护心理，人会对痛苦的经历进行压抑、修改或者选择性遗忘。

福贵作为讲述者具有不可靠性，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在叙事中存在内在矛盾。他对于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间进行讲述时，细节以及情感重点常常会发生变化。而这种矛盾恰恰揭示了记忆的本质，那就是记忆并不是固定存储的片段，而是一个不断进行动态重塑的过程。余华特意利用福贵记忆的这一特点，在小说文本里制造出了许多“裂隙”。这些裂隙的存在，让读者没办法轻易地接受单一的、线性的历史版本，必须要穿过福贵主观记忆所形成的层层迷雾，去深入思考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与多面。所以说，福贵口述记忆存在不可靠性，这并不是叙述方面出现的失误，而是余华用来拆解宏大历史叙事、突出个体生命体验真实性的核心写作策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呈现历史真相。

《活着》里叙事裂隙存在核心矛盾，这个矛盾的根源是个人记忆和集体历史相互碰撞。个人记忆是个体从自身经历中沉淀下来的生命感受以及情感积累，它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并且情感浓度比较高。集体历史是某个社会群体共同认可的宏大叙事，它是经过意识形态筛选和建构的，通常会以客观、统一的形式展现出来。余华在《活着》里通过福贵的个人记忆，把抽象的集体历史转变成具体能触摸到的人生经历。但个人记忆和集体历史不是一一对应的，它们在碰撞过程中会不断产生摩擦、发生变化。

福贵讲述记忆时，对集体历史的处理有明显的模糊倾向。像土地改革、大跃进、文革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在福贵的讲述里没有清晰的因果联系和政治含义，被简化成“来了又走”的外部冲击。这些事件的真实意义被福贵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掩盖了，这种处理使得个人遭遇的苦难和集体宏大叙事之间出现了明显的错位。福贵理解不了集体叙事赋予这些事件的崇高意义，也不认同这种崇高意义，他只在意这些事是怎样具体地夺走了家珍、有庆和凤霞的生命。

集体历史作为强大的外部力量，反过来会深刻影响并塑造福贵的个人记忆。福贵的记忆不是封闭自存的，而是在集体意识形态框架里不断地被筛选和被重构。福贵对“活着”的理解，慢慢地偏离了集体倡导的为革命、为理想奋斗的价值标准，回到了近乎本能的生命状态，也就是忍受苦难，平静地活着。这种对“活着”的个人化解读，实际上是对集体历史叙事的潜在消解。

福贵的记忆保留了宏大叙事忽略或者压抑的个人情感和生活细节，在历史的坚硬外壳上凿出了一道裂缝。这道裂缝让不同于官方正史的个人生命史能够显现出来，也为后面讨论历史如何在这种矛盾中被重新编码和建构做好了铺垫。

余华的《活着》里，“遗忘”和“空白”并非叙事时偶然的遗漏，而是作者特意设计的能推动故事发展、让主题更深刻的叙事方法。从叙事学角度看，“遗忘”主要体现为人物对过去创伤记忆主动回避或者被动压抑。比如主人公福贵讲述亲人接连离世经历的时候，其语言总是带着超乎寻常的平静与克制，仿佛巨大的悲痛被时间一点点冲淡了，又宛如被他自己刻意隐藏了起来。其实这种遗忘并非记忆完全消失，更像是一种心理上起到自我保护作用的方式。它使得福贵能够扛住生命里那些难以承受的重量，慢慢地生出继续“活着”的力量。在这儿，遗忘成为了一种生存的智慧，它磨平了情感的尖锐之处，把残酷的经历转化为可以讲述的平淡往事，进而让叙事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与“遗忘”一同出现的是文中存在大量的“空白”。这些空白具体呈现为叙述跳跃、细节省略、背景模糊等情况。小说中在描写一些大历史事件时常常只是简单提及一下，而没有进行全面细致的展开；对于人物心里翻涌的情绪，也经常用沉默或者简单的动作来将其带过。这种故意留下的空白让文本充满了张力。它并不提供完整封闭的历史画面，反而促使读者从有限的叙述中自己去探寻、去想象、去填补那些没有讲述出来的情节。空白的存在让原本处于被动接收状态的读者变成了主动参与的角色，引导他们去思考叙事背后的历史真实情况。

“遗忘”和“空白”在叙事里撕开了一道缝隙。这并非叙事存在毛病，相反，是余华用来展现历史书写复杂性的重要办法。通过福贵有选择的遗忘，作者让看到了个体记忆面对宏大历史时的脆弱，以及个体记忆重新塑造的能力。又通过叙事中的空白，作者暗示了任何历史记录都不可避免地会有选择、有片面性。这道缝隙会引发读者去思考一个问题：所接触到的历史，究竟有多少是经过记忆筛选和叙事加工的呢？对记忆策略和叙事功能展开的这些探讨，为后面深入分析小说里的时间伦理问题奠定了叙事学方面的基础，同时也体现出了《活着》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

余华所著的《活着》对记忆书写和时间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部作品展现出个体生命在历史浪潮当中既有着坚韧的一面，又有着无奈的一面。记忆书写并非仅仅是回忆的简单呈现，它要经过叙事者进行主观的筛选以及重新构建，从而把零散的个人记忆转变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文本。这种书写方式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局限，它借助时间的跳跃和重叠，搭建起一种独特的时空结构，使得读者能够从记忆的缝隙当中看到历史复杂的面貌。

记忆书写本质上是一种伦理选择，它决定了哪些历史片段会被保留下来，哪些历史片段会被遗忘。福贵的故事并非是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是以个体生命作为载体，通过日常细节不断积累，映照出时代所发生的变化。这种书写方式强调时间具有流动的特性，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叙事过程中相互渗透，进而形成一种多维的时间伦理。时间的断裂与重组既体现出历史的非连续性，又揭示出人类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有着适应与超越的能力。

在文学创作领域，对记忆书写和时间伦理展开探讨为其提供了新的方向。作者能够借助非线性的叙事结构，打破传统历史叙事所具有的权威性，让个体记忆拥有独特的价值。这种书写方式不但提升了文本的艺术感染力，而且为读者提供了重新审视历史的角度。在《活着》里，余华通过福贵的视角，将个人命运和集体历史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够体会到个体生命的沉重，又能够去思考历史叙事存在的局限。

记忆书写与时间伦理相结合，让《活着》超越了普通的现实主义小说，成为一部具有哲学深度的作品。它不只是记录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历史，更通过叙事当中的缝隙，揭示出历史重构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创作方式提醒人们，历史并非是单一的宏大叙述，而是由无数个体记忆共同组合而成的复杂网络。通过这样的书写方式，余华不仅重新构建了历史的意义，还赋予了生命独特的尊严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