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日常生活诗学”建构——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中心的理论阐释

“日常生活诗学”是一种理论范式，它的核心是重新划定审美活动的范围和对象。它把诗歌性创造从传统精英化、英雄化叙事框架里抽离出来，然后聚焦于平凡生活本身的观察并且赋予其意义。

在国内外学术界，“日常生活诗学”这一概念表述有差异但内在精神相通。国外理论比如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注重在看似平庸重复的日常当中挖掘反抗与创造的可能；国内学者更多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找支撑，觉得它延续了《诗经》风、雅的传统脉络，把人间烟火、世态万象都纳入到审美视野里。它和传统诗学根本区别是，不再把“诗意”放在日常生活之外，而是相信诗意就藏在劳动、饮食、交往、民俗这些具体能感觉到的生活实践当中，最终目标是从平凡琐事里提炼出普遍的人性价值以及生命美感。

用这一理论分析汪曾祺的小说创作，其内涵能够具体生动地呈现出来。汪曾祺的“日常生活诗学”首先体现在构建“审美化的日常”方面，也就是对世俗场景进行诗意的过滤和重新塑造。在他的故事里，像《受戒》中荸荠庵和尚们平日的斋饭，还有《大淖记事》里巧云与十一子通过食物传递的朴实情感，都不只是为了满足吃饱的生理需求，而是升华成充满仪式感和生活趣味的审美活动。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去描写各种食物的形状、颜色、香气、味道，还细致刻画地方民俗的流程细节，把江南水乡的劳作场景，例如踩荸荠、编席子等，描绘得富有节奏和韵律之美。这些场景并非故事简单的背景，而是小说诗意的主要来源。通过对日常细节进行精心雕琢，汪曾祺构建起一个可以看、能够感知、能够品味的艺术世界，让读者在最普通的生活形态里感受到蓬勃的生机。

汪曾祺“日常生活诗学”另一重要支撑是“人性本真的回归”，这和“审美化的日常”相互呼应。“人性本真的回归”指的是作者塑造人物时，采用超越道德评判的视角，着力展现人物最自然、最本真的天性。在他的小说世界里，人物的情感和行为更多是来自本能的冲动和天性的释放，而不是外在的社会规范或者伦理约束。《受戒》中小和尚明海和村姑小英子之间纯洁的爱恋，没有矫揉造作，大胆又直接，他们的情感是人性自然生长的结果，作者用平和欣赏的笔调肯定这种情感，而不是用宗教戒律或者世俗道德去评判。《大淖记事》里的巧云，遭遇强暴后她的选择以及周围人的反应，同样展现出底层社会未经儒家礼教规训的原始生命韧性和朴素的正义感。汪曾祺通过这样真实的刻画，剥去附着在个体身上的各种社会面具，让人物回到“人”的本来面貌。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审美化的日常”和“人性本真的回归”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审美化的日常”是“人性本真的回归”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承载空间，“人性本真的回归”是“审美化的日常”的精神核心和最终指向。正是因为作者把饮食、劳作、民俗等日常活动进行审美化处理，才为人性本真的舒展提供自由宽松的文学环境；反过来，也正是因为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和尊重，作者才能从最平凡的日常中发现并且提炼出动人的诗意。“审美化的日常”和“人性本真的回归”两者共同组成汪曾祺“日常生活诗学”的完整内涵，也就是在诗意的日常时空中，深情礼赞健康、活泼、自然的人性。

汪曾祺小说“日常生活诗学”构建的思想源头不是单一的。它扎根在中国传统诗学深厚的土壤里，同时融入西方现代思潮的核心理念，最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模式，这种模式兼具古典意蕴和现代精神。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地把两者叠加起来，而是在创作实践当中实现了有机结合，为他书写日常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

中国传统诗学对汪曾祺的创作影响非常大。《诗经》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为他关注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以及日常劳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就像在《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还有《大淖记事》中的巧云与十一子，这些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源于最本真的生活需求和情感冲动，这种对生命原生态的尊重和《诗经》的精神是一致的。陶渊明的田园诗学给汪曾祺提供了更直接的审美参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营造的冲淡意境，以及对自然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小说的景物描写和氛围营造。他很擅长在寻常的景物当中发现诗意，把故乡高邮的风物人情描绘得既恬静又鲜活，构建出一个能够超脱尘世喧嚣的审美化田园。除此之外，明清小品文所推崇的世俗审美趣味，也塑造了他独特的叙事视角。他就像一个鉴赏家一样去描绘饮食、节庆、风俗等生活当中的细节，在细微的地方体现出真实和淳厚，把平凡琐碎的日常变成了值得人们去品味的审美对象，延续了文人雅士将生活艺术化的传统。

西方现代思潮也给汪曾祺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沈从文是他的恩师，沈从文的“人性美”理论对汪曾祺影响深远。沈从文在《边城》等作品当中构建了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形式，这成为了汪曾祺观照人性的参照。他笔下的世界同样充满了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朴素人情和善良本性，人物的情感真挚而纯粹，这正是对沈从文“人性美”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诗意写实主义，为他处理现实和诗意的关系提供了技巧。屠格涅夫擅长在平淡的乡村生活里捕捉那些充满诗意的瞬间，用细腻的笔触去描绘自然风光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把现实主义深度和抒情性结合起来的写法，在汪曾祺的小说当中得到了精妙的呈现。而且，存在主义哲学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切，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影响着他的创作。虽然他不是一个自觉的存在主义者，但是他的作品当中对个体在具体境遇里的选择、情感和命运的关注，本身就带有现代性的存在思考。他书写普通人在时代变迁当中的坚韧和无奈，赞美他们在逆境当中依然保持的生命尊严，这是对个体生存价值的现代性肯定。

汪曾祺的出色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机械地把这些思想资源拼凑在一起，而是把它们内化成了自己的本能。他保留了传统诗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含蓄冲淡风格，让小说的情感表达虽然克制但却余韵悠长；同时他吸收了西方思潮对人性本真、个体自由的现代思考，让日常生活的书写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田园牧歌，而是拥有了更深刻的人文内涵。这种传统和现代的交融，最终形成了他独特的日常生活诗学的渊源脉络，让他的作品既有着浓郁的中国气派，又能够和世界文学思潮产生深刻的共鸣。

汪曾祺小说里的风物描写和空间构建并非简单的背景铺垫，而是其“日常生活诗学”生长的核心依托。他用心刻画特定地理空间和人文景致，成功打造出类似“桃花源”的封闭自足且充满诗意的天地，为人物天性舒展以及纯粹生活状态的展现搭建起稳固舞台。

以《受戒》为例，荸荠庵和周围乡野是这种诗学空间的核心所在。汪曾祺没有把荸荠庵写成庄严肃穆、与世隔绝的宗教禁地，而是用许多充满生活气息的风物细节，将其变成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乡土世界。庵堂布局既不宏大也不森严，人员构成简单，只有老和尚、师父、两个徒弟以及干杂活的人，这样的安排自然而然地消解了传统宗教的神秘与压迫感。庵里庵外的风物都充满生机，门前是一片水田，屋后有一片竹园，河边生长着菱角和荷花。这些水乡特有的植物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融入了和尚们的日常生活。他们不仅吃肉喝酒，不坐禅念经，还经常划着船在水上四处转悠。这种把宗教修行和世俗生活巧妙融合起来的写法，使得荸荠庵成为挣脱清规束缚、允许人性自然生长的地方。明子在家乡和赵庄姑娘小英子的互动，便是这“桃花源”里纯真情感的自然流露。周围的芦苇、水鸟、菱塘都见证着他们美好的情愫，让空间也因此染上了浓厚的诗意与温情。

再看《大淖记事》里的大淖，同样是典型的诗学空间。汪曾祺以像地理学家一样的精准和像博物学家一样的热情，仔细地描绘大淖的地理形态和生态环境。“淖是一片大水”，东西两边的码头，南岸的草房和北岸的工厂，共同划分出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沙洲上的芦苇、水里的鱼虾、天上的水鸟，这些风物凑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自然画卷。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人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与大淖的自然环境高度契合。小锡匠的铺子、挑夫们的竞赛、姑娘媳妇在河边的说笑，都是这片空间里自然而然发生的生活片段。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故事，就在这片充满野性与生命力的土地上展开。大淖的广阔与包容隔开了外界复杂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评判，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活逻辑。这里的人情感表达直接而热烈，生命力旺盛且顽强。这个看似处于边缘的地理空间，实际上是保存人类原始淳朴天性的“桃花源”，它能够容得下世俗眼里的“不正经”，却坚守着更本真的生命尊严与诗意。

汪曾祺通过对荸荠庵、大淖等核心空间的风物进行描写，完成了“日常生活诗学”的构建。这些作为诗学载体的空间，其价值在于它们具有封闭性与自足性。它们就像一道温柔的屏障，把外界的政治纷扰、战火硝烟以及世俗功利都挡在了外面，从而让内部生活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逻辑自然展开。在这些被诗意化、理想化的“桃花源”里，人物的饮食男女、喜怒哀乐才摆脱了沉重的意识形态束缚，回归到最本真自然的状态。空间构建与日常诗意由此形成了深刻的呼应关系，是空间成就了充满诗意的日常生活，而正是这充满诗意的日常生活，最终定义并升华了空间本身，让它成为汪曾祺笔下永恒的精神家园。

汪曾祺小说世界中人物塑造和人性书写是构建“日常生活诗学”核心途径。此诗学基本特点是作家将注意力从充满戏剧性传奇故事转到平凡琐碎日常场景，关注人物在具体劳动与交往自然状态，从中发现并展现凡俗生命自带诗意光芒。创作实践核心逻辑明确，即相信人性本真力量能超越世俗道德约束和功利计算，在日常行为细枝末节显露出纯粹与坚韧。

为实现此目标，汪曾祺采用“淡化情节”叙事方法。看《受戒》和《大淖记事》，特意避开激烈冲突和转折，用白描方式慢慢展开人物日常活动。明子在荸荠庵修行生活并非被清规戒律束缚苦行，而是带着人间烟火鲜活趣味。他学剃头认真模样、放鸭时在湖边奔跑、念经童声等看似普通事情串起少年成长生命轨迹。小英子形象在送荸荠机灵、划船轻快、唱歌清亮中逐渐丰满。汪曾祺不急于推动两人关系发展，让他们在劳动、自然相处中情感如植物抽芽般慢慢生长。《大淖记事》里巧云在码头上洗衣浸湿袖口、十一子挑担稳健步伐都是大淖居民最普通生活片段。通过这些重复且无戏剧冲突细节描写，作家为诗意产生打下坚实生活基础，使诗意并非来自偶然奇遇，而是扎根日常生存本身。

进一步看，人性书写深化关键在于真诚肯定人物自然情欲、温和突破世俗道德限制。汪曾祺笔下人物情感和欲望简单直接，未被现代文明或旧礼教过度修饰。明子和小英子之间好感从互相吸引开始，在芦花荡自然环境里萌发，最后在“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直白问话中达到高潮。这种不加雕琢情感表达本身是对生命本真状态赞美，带着冲破束缚诗意力量。《大淖记事》里巧云和十一子爱情经历更严峻考验。面对巧云被玷污不幸，十一子不嫌弃，用“来生再世做夫妻”誓言守护她。他们爱情超越世俗对贞洁狭隘定义，升华为基于深刻理解和生命共同体坚韧情感。汪曾祺通过描写这种超越性爱与欲望，重新塑造凡俗生命价值。

凡俗生命中人性本真通过对日常行为诗意观察和对自然情感深刻体会转化为独特诗学表达。明子、小英子、巧云、十一子这些角色既非英雄，也无惊天动地事迹，却以最本真方式生活、相爱、感受。汪曾祺抓住这种本真，用温暖且持久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让读者在看似平淡文字里感受到生命最原始、最动人节奏。这便是“日常生活诗学”在人物塑造和人性书写上具体体现，它表明诗意不在遥远天边，而是深深扎根于每个普通人平凡却真实生命历程中。

以下是进一步扩充字数后的内容：

在汪曾祺所构建的小说世界当中，人物塑造以及人性书写可以说是构建“日常生活诗学”的核心途径。这种“日常生活诗学”具备的基本特点是，作家把原本聚焦在充满戏剧性的传奇故事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平凡又琐碎的日常场景方面。作家密切关注着人物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以及交往活动当中所呈现出的自然状态，并且从这样的状态里去发现，进而展现出凡俗生命自身所携带的诗意光芒。这一创作实践所蕴含的核心逻辑十分明确，那就是相信人性本真所具有的力量能够超越世俗的道德约束以及功利的计算，能够在日常行为的那些细枝末节之处显露出纯粹与坚韧的特质。

为了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汪曾祺首先运用了“淡化情节”这样一种叙事方法。当去阅读《受戒》和《大淖记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特意避开了那些激烈的冲突以及明显的转折，转而采用白描的方式，不紧不慢地去展开人物的日常活动。明子在荸荠庵的修行生活，并不是那种被清规戒律紧紧束缚着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反而是带着人间烟火气的鲜活趣味。他在学习剃头的时候那认真专注的模样，在放鸭的时候在湖边尽情奔跑的身影，还有念经时那清脆的童声，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事情，就像一颗颗珍珠一样串起了一个少年成长的生命轨迹。小英子的形象则是在送荸荠时所表现出的机灵劲儿，划船时那轻快的动作，唱歌时那清亮的嗓音当中逐渐丰满起来的。汪曾祺并不着急去推动明子和小英子两人关系的发展，而是让他们在一同劳动、自然相处的过程当中，情感如同植物抽芽一般慢慢地生长。在《大淖记事》里面也是同样的情况，巧云在码头上洗衣时浸湿的袖口，十一子挑担时那稳健有力的步伐，这些都是大淖居民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片段。正是通过对这些重复出现、没有戏剧冲突的细节进行描写，作家为诗意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使得诗意并不是来自偶然的奇遇，而是深深地扎根在日常的生存本身之中。

再往更深入的层面去看，人性书写的深化关键之处在于真诚地肯定人物的自然情欲，并且温和地突破世俗道德的限制。汪曾祺笔下人物的情感和欲望是简单而直接的，并没有被现代文明或者旧礼教过度地修饰。明子和小英子之间的好感，是从互相吸引开始的，在芦花荡那样优美的自然环境里慢慢萌发，最后在“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这句直白的问话当中达到了高潮。这种不加雕琢的情感表达，本身就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一种赞美，带着一种冲破束缚的诗意力量。在《大淖记事》里，巧云和十一子的爱情经历了更加严峻的考验。面对巧云被玷污这样不幸的遭遇，十一子并没有嫌弃她，而是用“来生再世做夫妻”这样坚定的誓言守护着她。他们的爱情超越了世俗对于贞洁的那种狭隘的定义，升华为一种基于深刻理解和生命共同体的坚韧情感。汪曾祺通过对这种超越性的爱与欲望进行描写，重新塑造了凡俗生命的价值，让人们看到了凡俗生命中所蕴含的伟大力量。

凡俗生命当中的人性本真，正是通过对日常行为进行诗意的观察以及对自然情感进行深刻的体会，从而转化成了独特的诗学表达。明子、小英子、巧云、十一子这些角色，他们既不是英雄，也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他们却用最本真的方式去生活、去相爱、去感受这个世界。汪曾祺敏锐地抓住了这种本真，用温暖并且持久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了出来，让读者在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里面，感受到生命最原始、最动人的节奏。这就是“日常生活诗学”在人物塑造和人性书写上的具体体现，它告诉，诗意并不在遥远的天边，而是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普通人平凡却真实的生命历程之中，只要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中处处都有诗意的存在。

汪曾祺在《受戒》和《大淖记事》里构建“日常生活诗学”存在一个关键路径，这个路径体现为语言风格与叙事节奏巧妙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并非单纯地进行技巧堆砌，而是把诗性意味自然地融入日常叙述的独特方法，其根基是创造性地使用“白描”手法。所谓这里说的白描，并非简单地进行轮廓勾画，而是用最简练的笔墨抓住事物的精神实质，并且在看似普通的叙述当中藏着深厚的情感力量。汪曾祺的语言在这个基础之上，把口语所具有的鲜活特点和诗意所具备的精致之处融合在一起，进而形成了冲淡平和的美学风格。

在具体的文本里面，这种语言风格有着很明显的表现。作者运用了大量口语化的表达，使得叙述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故事就如同发生在邻居身边的事情一样。就像“这地方的水真是多得出奇”这样的句子，显得朴实自然，充满了生活的味道。不使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最直接的感受来确定大淖地区的环境基调。而且这种质朴并不单调，它还和经过精心琢磨的诗化意象交织在了一块儿。当作者描述“紫灰色的芦穗，像一支支狼毫笔”的时候，普通的芦苇有了文人的趣味，原本平凡的景色一下子就变成了安静美丽如同水墨画一般的景象。这种从口语到诗语的自然转变过程，让整个文本既保留了生活原本的样子，同时又拥有超脱现实的诗意之美，而这正是“日常生活诗学”的语言方面的基础。

小说有着舒缓从容的叙事节奏，这种节奏和冲淡平和的语言相互配合。汪曾祺特意避开了传统小说里经常见到的戏剧冲突和紧凑情节，采用了接近自然时间流动的叙述方式。故事不是依靠大起大落的矛盾来推动，而是顺着日常生活的轨迹慢慢地展开。在《受戒》里，明海三年受戒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被拆分成无数平淡的日子、琐碎的日常事务，随着时间自然地流动，人物的性格和情感也在慢慢成长。《大淖记事》的故事也是随着大淖的四季变化逐步铺陈开来的，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生活的节奏也就是叙事的节奏。这种以日常时间为主导的节奏，让小说的重点从关注“发生了什么”转变成关注“生活是什么样”，从而给细节的充分展现留出了足够多的空间。

语言和节奏共同发挥作用，营造出独特的诗意氛围。舒缓的节奏让读者有充足的时间去细细品味白描语言里那些看似随意的细节，去感受其中蕴含的温度和情感。一个个生活片段、一句句家常对话，在作者不声不响的串联之下，超越了它们本身的具体形态，变成了具有诗意的存在。汪曾祺通过精心打磨语言风格、巧妙控制叙事节奏，成功地把平凡的日常转变为能够进行审美的诗意对象，生动地实践并且深刻地构建了“日常生活诗学”，为读者展现了在平淡当中发现诗意、于日常当中安顿生命的美学可能性。

认真阅读汪曾祺所写的《受戒》以及《大淖记事》，并且结合理论来进行分析，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他构建“日常生活诗学”的整个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这一诗学体系是围绕着对世俗生活展开审美观察而形成的，它将平凡普通的事物写成了充满诗意的篇章，使得文学与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日常生活诗学”把日常生活当作审美对象，运用文学语言对其进行加工和重塑，从而让普通的场景拥有了诗的韵味。汪曾祺的写作实践表明，这一诗学的关键要点在于既要有所发现又要能够进行表现。也就是说，要敏锐地捕捉生活当中具有诗意的瞬间，同时还要运用艺术手法将这些瞬间转化成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的美。就像在《受戒》里面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的互动，还有《大淖记事》中巧云和十一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些都是源自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在汪曾祺的笔下却有了超越现实的诗意美感。

汪曾祺构建“日常生活诗学”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他十分擅长对生活细节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例如在《受戒》里对寺庙日常状况的刻画，那些具体的场景描写让人感觉既真实又亲切。他还会把人情美和自然美结合起来进行创作，让人物的情感和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在一起，形成情景交融的美妙画面。在《大淖记事》里对芦苇荡的描写，它可不只是简单的背景，更暗示了人物的命运走向。除此之外，他所使用的语言既有着口语的自然流畅，又通过运用修辞手法增添了语言的美感。

这一诗学具有诸多实际的用途。在文学创作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回归生活本身的写作方式，改变了以往总是追求宏大故事的创作倾向。在文学研究领域，它让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看待文本的角度，能够从日常生活当中重新发现作品的美。更为重要的是，汪曾祺通过自己的写作证明了平凡事物当中也存在着美，提醒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发现美并且创造美。

汪曾祺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所建立起来的“日常生活诗学”，它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法，更是对生活进行的深刻思考。他运用艺术的方式展现了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为当下的文学在世俗环境里保持诗意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在描写日常生活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都值得进一步去研究并且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