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时间的变异与主体性的重构：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时间意识变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叙事时间的变异与主体性重构是一个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研究命题。上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文化结构有了深刻转型，文学创作范式朝着多元方向发展，这使得小说创作里的时间意识有了根本转变。这种转变不只是叙事技法更新，还从深层体现出当代作家重新审视个体存在与历史的关系。叙事时间是文学文本基本组成部分，它的变异形态直接影响主体性表达的有效程度和深刻程度，所以它成为观察当代小说发展脉络的重要窗口。

从文学理论角度讲，叙事时间的变异主要表现为线性时间观被解构和多维时间体系被构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顺时序、因果链式叙事模式，正逐渐被碎片化、交错化、循环化的时间结构替代。这种技术层面的调整并非简单的形式实验，而是作家们应对现实复杂性必然要做的。当代作家重塑时间意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打破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清晰的界限，运用记忆闪回、预叙等手法，制造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之间的张力。第二种方式是采用多重视角叙事，让同一事件在不同主体的时间感知当中呈现出差异。第三种方式是引入神话时间或者超历史时间维度，为个体生命提供超越线性历史的参照框架。

这种叙事时间的实践变革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它首先标志着中国小说从宏大历史叙事转变为微观个体叙事，让主体性表达有了更多丰富的可能。时间形式的创新也为处理历史创伤、身份认同等当代议题提供了特别的路径。并且这种变化还体现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潮流之间的对话，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对时间哲学进行本土化探索。分析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时间意识变迁，不但能够把握当代文学的美学特征，而且能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这一研究对于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提升文学批评的理论阐释力，都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

1990 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时间意识有变迁，有两个主要的关键表现，一个是宏大历史叙事被解构，另一个是循环时间复归。

在 1980 年代以前的小说创作当中，宏大历史叙事是绝对的主流。其时间特征主要体现在线性进步史观方面，这种观念把历史看成是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不断演进的单一链条，时间在这里有很明确的方向性，而且是不可逆的。文学叙事经常围绕这一历史必然性来展开，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和描述关键事件，把个体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宏大进程紧紧联系起来，使得文学成为印证历史规律的载体，叙事主体也因此被当作积极的“历史参与者”。

1990 年代到来，社会结构转型和文化语境发生变化，这带来了新的思考，单一的线性史观开始遭到质疑。宏大历史叙事的权威性慢慢变弱，从而为更丰富的时间感知方式提供了空间，在这些方式里循环时间的回归特别明显。张炜在《九月寓言》里搭建了一个和现代社会疏离的“野地”世界，这个世界的运转不再按照线性进步逻辑进行，而是表现出周而复始的循环节律，人物的生老病死和四季的交替更迭等现象，都融入到一种永恒自然的时间循环当中。贾平凹的《废都》通过描写城市的颓废生活，含蓄地表达出历史会循环往复，昔日的繁华和今日的衰败构成了一种宿命般的轮回，打破了历史进步论那种乐观的说法。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用民族史诗的形式讲述了鄂温克部落百年的兴衰，它的叙事结构不是线性的编年史，而是围绕着代际生命传承和自然崇拜来展开的，时间在一代一代相传的故事中获得了循环所具有的深度与韧性。

循环时间的回归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首先是对长期起主导作用的线性历史进步论进行反思和纠正，揭示出被现代化叙事背后忽视的历史复杂性以及多种可能的情况。除此之外，这也是对民间传统和地域文化时间观进行回归和强调。这些扎根于乡土以及特定社群的时间观念，更加注重和自然和谐地共同生存，怀有对生命本源的敬畏之情。伴随着这种时间观念出现转变，小说里叙事主体对历史的认知方式也有了根本的改变。叙事主体不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参与者”，而更像是冷静且疏离的“观察者”，叙事主体以这样的姿态去审视历史的流转和生命的循环，在宏大历史被解构之后，为个体存在找到了新的时间坐标和精神上的依托。

理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时间意识的变化，可从记忆的迷宫切入。这代表叙事重心从公共历史时间转向私人化时间，是特别深刻的转变。私人化时间以个体生命体验和心理节奏作为标尺，和依附于宏大历史进程与社会变革的公共历史时间有本质不同。这种转变在家族小说与成长小说当中表现非常明显，作家解构传统线性史观，将叙事重点放在个人记忆的碎片化呈现方面。

格非的《人面桃花》就是典型。小说中个人记忆和历史碎片相互交织，主人公秀米的成长过程被拆分成一个个不连贯的心理片段。作者用了很多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手法，让时间在人物的回忆、幻觉还有现实之间自由地流动，最后构建出属于个体的心理时间。苏童的《妻妾成群》借助封闭的宅院空间，突出了私人时间的凝固感和具有重复特点的循环感。妻妾们的生活被简化成一天又一天的等待和争斗，外界时间的推进基本被隔离开来，叙事完全围绕着人物内心隐秘、暗淡的心理现实而展开。李洱的《花腔》更进一步，直接把记忆本身当成叙事的核心内容。小说通过多个叙述者不断地回溯、重新构建同一个历史事件，展现出记忆具有不可靠、主观的特性。这种“记忆重构”的技巧，使得私人化时间呈现出既有层叠特点又相互交错的复杂结构。

私人化时间叙事变得突出存在着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消费主义时代来临了，个体的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对宏大叙事产生了怀疑的态度并且变得疏远。当统一、权威的历史时间失去了它原本的光彩，个体的生命经验和情感记忆就变得非常重要。这种转变也让叙事主体发生了变化。传统小说当中的“集体主体”逐渐被“个体主体”替代，人物不再只是传达时代精神的工具，而是变成了肩负着复杂记忆和充满矛盾情感的独立存在。主体性在记忆重构的过程里呈现出多个方面的特征以及不确定的情况——它一方面是自我确认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也是自我怀疑产生的源头。所以，私人化时间叙事不只是一种技巧上的革新，更意味着对个体生命价值进行重新的发现与肯定。

1990年代之后数字媒介深度参与到中国小说创作当中，慢慢催生了一种以“即时性时间”作为核心的全新叙事形态，这种新叙事形态彻底改变了原本存在的时间意识。数字媒介的发展与小说叙事时间的变化差不多是同时推进的，最开始是早期互联网论坛的异步交流，接着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实时互动，技术一步一步地向前演进，不断持续地改变着人们感知时间的基本方式。即时性时间不再受到传统线性史观的限制，它把叙事时间转变成了一个动态开放的场域，这里面的关键之处在于媒介技术对时间流进行了拆解并且重新组合。

这种时间形态在网络小说的连载模式当中有着十分典型的表现。就拿《诛仙》来说，它采用了每日更新的机制，使得创作和阅读能够同时进行，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反馈直接融入到叙事的过程里，从而形成了一种“在场式”的时间体验。跨媒介叙事让这种即时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就像网络直播里的实时弹幕，能够把观众的时间感知同步起来变成一种集体行动。

即时性时间出现以后，空间感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数字媒介让物理距离缩短了，使得时间和空间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方式交织到了一起。刘慈欣在《三体》里面运用“宇宙社会学”假说，暗暗指出数字时代时间加速所带来的空间坍缩感；双雪涛的《飞行家》则是通过描述旧式媒介的衰落，从反面衬托出数字时间对现实空间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作品共同说明了，数字技术把空间变成了时间流的附属物，虚拟空间所具有的瞬时特性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并且改变了现实空间原本稳定的状态。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媒介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时间体验，数字设备把时间划分成了可以进行操作的零散单元，人们在进行多任务切换的时候形成了碎片化的自我认知，这种状态反映在小说当中，就是叙事时间出现了断裂并且进行了重新组合。

数字媒介对叙事时间产生的影响不单单只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涉及到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小说依靠情节推进来维持的时间连贯性被打破了，现在更多的是基于即时互动的时间网络。这种变化让小说能够表现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能够更加准确地捕捉到数字时代的生存体验，不过同时也对叙事结构的完整性提出了新的挑战。即时性时间作为一种全新的叙事资源，正在重新界定小说和读者、文本和现实之间的时间关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小说在叙事时间艺术方面开展探索，而这探索成为了文学现代化进程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间意识出现变化，不只是叙事技巧得到更新，还能从中看出转型期作家主体性发生了深层的变化。对叙事时间的变异形态进行系统考察，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当代文学精神地图的变化轨迹。

叙事时间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线性时序被拆解以及多重时空相互交织。传统小说所依赖的因果链式时间结构被打破，记忆碎片、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开始进行多维叠加。这样的变化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实验，实际上是作家在面对社会加速发展这一现实情况时必然会做出的选择。因为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出现了根本变化，所以文学叙事需要对时间编码系统做出调整，才能够继续对当代经验作出解释。

具体来讲，时间重构的实践有三种典型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将时序错置来制造认知矛盾，例如大量采用倒叙、插叙等手法，以此打破读者对于时间流动所形成的惯性预期。第二种方式是运用时间压缩和延展技术，通过放大细节或者省略事件，从而打造出具有弹性的时间质感。第三种方式是创造时间循环和并置结构，让不同的时空维度形成对话，进而生成复调式的意义网络。当这些手法被综合使用之后，小说时间从单一维度转变为立体空间，为主体性的多重表达提供了叙事载体。

时间变化和主体性重构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由于传统宏大叙事的时间框架逐渐失去效用，个体经验的时间性表达成为了文学创作的核心需求。作家自主设定叙事时间，本质上是在确认精神上的自主性。这种主体性重构体现在两个方面。在认知方面，多元时间结构打破了线性史观对思维的限制；在表达方面，弹性的时间处理方式让个人经验更具有合理性。由此可见，叙事时间的革新不只是一个美学问题，更涉及到现代性主体建构的哲学命题。

这种时间意识的变化对于理解当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中国小说已经从简单的社会反映论，转向更为复杂的审美自主，从直接呈现现实，深入到对存在时间的思考。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种本土化的时间叙事策略，既保持了对中国经验独特的解释能力，又参与到了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体现出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