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理论及其在六朝文学批评中的实践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通变”理论，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式思想。该理论核心在于探究文学创作中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为后世文学发展在方法论方面给予了指导。“通”的意思是强调对前人文学传统吸收和继承，“变”则是要求在继承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和发展。“通”与“变”相互依存且相互促进，它们一起构成了推动文学持续演进的内在动力。

在创作实践方面，“通变”理论对文学创作者提出清楚的要求，也就是既要深入去研读历代经典从而全面掌握传统的创作规范和审美标准，又要紧密结合所处时代的特征以及个人独特感悟，在题材选择、形式运用、语言表达等具体的方面实现突破。

“通变”理论在六朝文学批评实践当中体现出重要的应用价值，它能为客观评价文学作品提供科学依据，也能为系统开展文学史研究搭建理论框架。要明白，六朝时期文学创作流派很多，文体变革十分频繁，“通变”理论正好能针对这一复杂的现象给出有力的解释工具。批评家使用这一理论，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清晰地辨析各个创作流派的特色和贡献。

深入研究“通变”理论有诸多好处，既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六朝文学批评的实践特点，还能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切实有用的参考。

“通”是“通变”理论的根基，其核心内涵是继承和尊崇文学经典传统。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里提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句话准确指出“通”的本质路径是回归并效仿以《诗经》《尚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这不是单纯的复古行为，而是把经典当作文学创作的根本法则和最高范式，强调经典的权威地位是文学发展的源头和动力所在，经典就像是文学发展这条大河的源头一样，为其持续不断地提供着活力与养分。

刘勰将“通”与“宗经”联系起来，是因为经典蕴含着最纯正的文风与雅正的义理。后世文学需要深入领悟并贯通这些精神内核，如此才能在进行创作的时候避免出现讹误与浅薄的问题。六朝时期文坛流行绮靡浮艳的风气，很多作品偏离了经典所具有的厚重与质朴的特点，刘勰的“通”论是针对这种弊端的回应，目的是通过再次强调经典的权威来矫正当时文坛的不良文风，让文坛的写作风格重新回归到正规、雅正的道路上来。

刘勰对于经典继承的指引并非是刻板、机械地照搬，而是会有所选择。例如对待《楚辞》，他既肯定《楚辞》有着“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的突出贡献，也明确表示要吸收其中如同“雅颂”般博丽的部分，摒弃其中诡异夸诞的内容。这种审慎辨析的态度，体现了他对经典继承的深刻认知，“通”是一个汲取精华、融会贯通的过程，是为文学创新打牢基础的必要前提，只有先把经典中的精华吸收并融会贯通，才能在文学创作上进行创新，让文学作品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文心雕龙》所讲的“变”，不是抛开传统去重新开始，而是文学顺应时代发展必然要进行的革新。刘勰说“文律运周，日新其业”，这话意思是文学发展如同自然规律那般循环流转，需要不断创造出新的内容。他还提到“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这表明“变”是让文学保持生机的关键动力，“通”能使革新不脱离传统基础。这套理论在六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当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实际作用。

“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体出现新的变化，例如五言诗渐渐取代四言诗，成为当时的主流形式；另一方面是形式上进行调整，骈文通过对对仗和声律进行精细处理，改变了传统散文质朴的风格。这样的变化是合理的，原因在于文学是时代精神的载体，一定要随着社会环境和审美需求的变化而做出调整。

六朝文学里“变”的具体表现非常突出，举例来说，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八病”说，让新体诗在声律方面有了突破，既把古诗抒情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又为格律严谨的近体诗开创了开端。这样的“变”不是要与传统彻底决裂，也不是毫无章法地创新，而是在“通”的基础之上有分寸地进行革新，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模式。

刘勰《文心雕龙》中讨论的“通变”理论，其核心在于说明“通”和“变”是相互依存、共同发挥作用的。这里所说的“通”，不是简简单单地模仿古人，也不是一味地固守旧有的方法，而是要深入地去把握文学传统之中那些根本的准则，并且抓住经典的模式，把这些当作创作发展得以持续进行的基础来对待。而“变”也不是毫无根据、毫无缘由地去追求新奇，它是在“通”的前提条件之下，将时代的特征以及个人的创作才能相互结合起来去进行创新，这种做法是让文学能够长久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贯穿于整个理论的核心要点是“会通适变”，那就是要求创作者理解前人创作的思路，同时还要考虑当下的实际需求情况。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刘勰分析具体的文体时表现得非常清晰。就拿刘勰对汉赋的评价来说，一方面，他对汉赋“宗经”的传承性给予了肯定，这里的“宗经”指的是汉赋继承了《诗经》里面劝诫批评的精神，并且在内容上具有刚健的风格；另一方面，他又对汉赋“丽辞”方面的创新表示赞赏，汉赋通过铺陈夸张的语言形式让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得到了提升。刘勰明确给出观点，文学创作正确的道路是要把“通”和“变”结合在一起，既不支持那种只守着旧制而不进行创新的“近滞”做法，也不认可抛开传统只追求新奇的“逐奇”行为。这些论述特别深刻地指出，文学要发展，就需要在继承的过程中去创新，同时又要在创新的过程中不忘继承，这么做不仅能为后世的文学批评提供重要的方法，能让文学批评更加合理和有效，而且还能为研究六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实践奠定理论基础，让研究工作有更坚实的支撑。

《文心雕龙》所提出的“通变”理论，是六朝时期文学批评审视以及重构文体规范的重要方法依据。“通变”的意思是在传承传统的时候进行创新，这一关键思路在六朝批评家实际工作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沈约等批评家处理乐府诗传统与创新的矛盾，一方面认可汉乐府原本具备的叙事功能，另一方面积极提倡采用声律化的新体诗写法，如此做法展现出对于文体规范的辩证思考。钟嵘在《诗品》里将《古诗十九首》评定为上品，同时也不否定谢朓等人所创作的新体诗，其评价标准实际上是遵循着“通变”理念的，也就是既保留五言诗比兴寄托的核心功能，又认可五言诗在格律形式方面所做的探索尝试。萧统编纂《文选》时，把经典文体和新兴文体一同收录起来，这样的安排更为突出地体现出重构文体规范的主动意识。

这种对文体规范的重构并非是要与传统相割裂，而是要通过“通”来明确文体的源头所在，通过“变”来适应当下的实际需求。就拿五言诗走向格律化来说，它既保持住了抒情言志的根本特点，又契合了当时社会对声律美的需求。六朝批评家的实际工作清楚地表明，若要重构文体规范，就必须先深入地去理解传统，然后通过创造性的转化来推动文体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不单单维持住了文学传统的延续，而且还为后来的文体革新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例，充分体现出“通变”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实际应用价值。

《文心雕龙》所提出的“通变”理论，给作家创作路径的引导以及评价搭建起了一个系统的框架。这个理论的核心要点是强调文学创作需要继承经典传统，同时要依据时代需求进行革新，要让“通”也就是继承和“变”也就是革新形成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

六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把“通变”理论当作重要的准则。在指导创作的时候，特别注重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习经典范式，另一方面是融合时代精神。以对陆机的评价为例，批评家既认可陆机“宗经”所展现出的严谨态度，也赞赏陆机“缘情”的创新表达，这体现出对继承与突破这两个方面的双重肯定。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被视为“通变”理论取得成功的实践，在创作过程中，谢灵运既保留了传统诗歌的审美内核，又加入了山水题材以及新的表现手法，这样的变化被认为是对玄言诗的合理发展。

从评价标准的角度来看，“通变”理论强调的是一种平衡思维。这种平衡思维体现在既不会片面地推崇复古模仿，也不会盲目地去追求标新立异，而是要看作家能不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这样的评价方式突破了单一审美标准所存在的局限，它不仅仅为六朝文学批评提供了更具包容性、更具备发展性的理论支撑，还为后世文学创作指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那就是要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通变”理论在六朝文学史观形成当中起到了根基性的作用。这一理论核心主张文学发展要将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这两者的辩证关系同时把握好。从刘勰的理论体系里看，《诗经》的典范价值并非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绝对标准，更确切地说它是后世文学开展创新的重要源头。这一理念让当时流行的复古论与进化论那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局面得到改变，它不会认同一味模仿古人这样的做法，也不会支持完全抛开传统的激进式改革，而是更加强调要在深入理解传统的这个前提下去进行创造性转化。就像六朝时期文学针对声律规则、骈偶形式等艺术手法展开探索，这其实就是对《诗经》“风雅”精神进行的创造性延续，很好地将“通”与“变”有机结合起来体现了。

这种辩证的文学发展观念给后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唐代陈子昂提出来的“风骨”理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陈子昂表面上是打着复古的旗号，可实际上是对“通变”思想进行继承与实践，他所推崇的汉魏风骨本质是对传统精华进行激活与重塑。从六朝文学史书写的角度来说，“通变”理论构建形成了一种动态、开放的文学史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为评判历代文学现象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依据，还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当中确立了“守正出新”这样的基本准则，慢慢地成为了后世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