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讽谏”文学理论的生成机制与实践范式——以<毛诗序>与<楚辞章句>为中心

汉代“讽谏”文学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其形成与实践体现出儒家思想对文学功能的规范作用。所谓“讽谏”，就是用委婉含蓄的文学方式对君主或当权者的施政行为进行劝诫批评，这样做既能维护统治者权威又能达到参与政治的目的。该理论核心是“主文而谲谏”，即借助比兴手法和寓言形式将政治意图藏于文学文本中，形成一种独特言说策略。

其操作路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在文本建构方面，作者要挑选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或典故，以隐喻方式传递批评意图。在接受过程方面，读者（尤其是君主）需具备一定文化修养和解码能力，能够从文本中解读出隐藏的政治信息。在实际效果方面，讽谏文学期望达成“说的人没有过错，听的人能引以为戒”的社会效果，既避免直接冲突又推动政治改进。

研究《毛诗序》和《楚辞章句》可揭示这一理论的两种实践模式。《毛诗序》系统地对《诗经》的“美刺”功能作出解释，确立了诗歌作为政治工具的经典模式；《楚辞章句》则把屈原的忧患意识转化为“托物言志”的创作方式，拓展了讽谏文学的抒情空间。这两种模式共同构建起汉代文人对于“文学—政治”关系的认知框架。这一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方法指导，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机制和实践路径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汉代文学思想，还能为当代研究文学的社会功能提供历史参考。

《毛诗序》是汉代经学话语体系里的核心文本，其政治诗学建构与当时历史环境紧密相关。西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政策后，经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重要载体，官方给文学创作和阐释赋予明确政治功能，《毛诗序》便是在这样背景下形成的理论成果，它通过系统解读《诗经》确立了“以诗议政”基本范式，这种政治诗学将诗歌创作和国家治理直接联系起来，认为文学作品要成为沟通君臣、调节政治关系的重要媒介，为汉代讽谏文学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毛诗序》阐释体系里“风雅”传统有了新理论内涵，《毛诗序》把“风”定义为“风也，教也”，强调其同时具备“风化”和“风刺”两种功能，“风化”指统治者用诗歌进行道德教化，“风刺”指臣民通过诗歌表达政治批评，这两种功能的互动构成了讽谏理论的基本框架。在解读《国风·关雎》时，《毛诗序》把主题说成“后妃之德”，突出了诗歌道德教化作用；而在解读《小雅·采薇》“遣戍役”时，又体现了诗歌反映民生疾苦的批判功能。“雅”诗系统也有“正乐”和“美刺”的价值取向，“正雅”用来赞美君主的功业，“变雅”则含蓄地批评时政的得失，通过这样的阐释方式，《毛诗序》把先秦的“风雅”传统转化成了具有政治实践意义的讽谏理论资源。

《毛诗序》还提出“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等核心原则，这标志着汉代讽谏理论走向成熟。“主文而谲谏”强调讽谏要采用委婉含蓄的方式，通过文学意象暗示政治问题，避免直接冒犯；“言之者无罪”从制度上保障了讽谏行为的合法性。《毛诗序》对“美”和“刺”采用了不同的阐释逻辑，对于“美”诗要直接颂扬君主的功德，对于“刺”诗则要遵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范，这种不对称的阐释策略既维护了君主的权威，又给有限的政治批评留下了空间，充分体现了汉代政治环境下讽谏活动在策略性和合法性之间所具备的平衡智慧。

《楚辞章句》是汉代楚辞研究方面集大成的作品。作者王逸生活于东汉中后期。当时士大夫阶层因政治腐败而失望且普遍推崇屈原精神，这种矛盾的心态构成了当时的文化特征。王逸的经学立场兼具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特点，既重视文本考据又强调义理阐释，如此学术背景使王逸在解读屈骚“怨悱”精神时有了独特理论视角。

在《离骚序》里王逸明确提到，屈原秉持忠诚却遭谗言，内心忧悲愁思，独自依照诗人的准则创作了《离骚》。王逸将屈原个人的情感体验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讽谏表达，这种阐释方式是对汉代讽谏理论情感维度的重要补充。《毛诗序》主张“主文而谲谏”的克制风格，与之不同，《楚辞章句》直接面对屈原作品里的“怨”情，通过对文本进行系统解读，把这种情感转化成讽谏的合理依据。

在解释《九章·惜诵》时王逸特别强调，“发愤以抒情”是创作的主要动因，王逸认为这种激烈的情感宣泄实际上是忠君爱国之心的极致表现。这种阐释方法突破了早期儒家诗教理论对情感表达的严格限制，给讽谏文学增添了更加丰富且真实的情感力量。

《楚辞章句》解读“怨”时始终遵循“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儒家审美准则，以此保证情感表达和政治伦理的平衡。王逸把屈原个人的哀怨转化为有政治指向的讽谏表达，这一做法不仅完善了汉代讽谏理论的情感体系，还为后世文学批评提供了处理政治与情感关系的经典范例。这种理论构建既和《毛诗序》讽谏传统保持着内在一致，又在情感表达的强度和方式上与之形成互补，《楚辞章句》和《毛诗序》二者共同构成了汉代讽谏文学理论的双重维度。

汉代经学走向整合，这一过程为讽谏理论形成系统框架带来主要推动力。这种整合以《诗》学和《骚》学相互交融作为重要途径，依靠经典解释达到规范统一，将原本分散的讽谏观点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既有理论深度又能够指导实践的体系。

汉初《诗》学发展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状况，今文经学流派中的《鲁诗》《齐诗》更加注重发挥教化作用，而古文经学的《毛诗》通过序言形式把《诗经》“主文而谲谏”传统总结成系统的理论纲领。《毛诗序》明确划分出“风”“雅”“颂”的类别标准，同时界定了“美”“刺”的功能定位，为讽谏实践树立起经典范例。同一时期，对《楚辞》的解读也从感性表达慢慢转向理论构建。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仅仅是个人情感的悲叹表达，到王逸创作《楚辞章句》的时候，开始主动把《楚辞》纳入经学体系，将屈原“怨悱”精神解释成“发愤以抒情”的讽谏方式，由此让屈骚精神实现了经典化。

在经学整合的大环境下，对《诗》和《骚》的解读有了深入的互动与融合。汉代学者把《诗经》“风雅”传统和屈骚“怨悱”精神相互对照，构建出一个包含“风”“雅”“颂”“骚”的四位一体文学经典序列。这个序列的形成，不但扩大了文学经典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为不同类型的讽谏提供了理论支撑以及合法性依据。“风雅”的“谲谏”和屈骚的“怨谏”成为讽谏方式的两个主要类型，“谲谏”这种方式温和含蓄，“怨谏”这种方式激烈直率，但最终都是为了维护政治秩序、推行道德教化的目标而服务。这种理论上的相互作用，让讽谏从单纯的技巧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层次清晰的文学实践体系。

讽谏理论走向系统化，具体体现为构成要素变得明确与规范。讽谏的主体被严格限定为把天下当作责任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做出讽谏行为是源于政治责任感，而不是个人私怨。讽谏的对象明确指向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这样突出了这种行为存在风险但又很崇高。在具体方式方面，《毛诗序》和《楚辞章句》分别详细地解释了“谲谏”“怨谏”的内涵、尺度以及表达技巧，形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创作指导。其功能不再只局限于简单的政治批评，而是提升到兼具“美刺”和“教化”的双重任务，既通过颂扬善政来树立榜样，又通过批评弊端来警示后人。在汉代的其他文献里，比如《盐铁论》中儒生与官员进行的辩论，就是讽谏理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鲜活体现。班固在《离骚序》中继承并且发展了王逸的观点，这进一步巩固了《楚辞章句》的经学地位。最终，《毛诗序》和《楚辞章句》共同构建起来的讽谏理论，被深入地融入汉代庞大的文学理论体系当中，不但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批评提供了权威的标准，更成为后世讽谏文学传统能够延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汉代“讽谏”文学理论的生成机制与实践范式是中国古代文论里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在于借助文学形式来达成政治干预和社会教化这两个目标。此理论凭借《毛诗序》《楚辞章句》等文本搭建起一个完整体系，这个体系涵盖从创作理念一直到接受阐释。它的基本定义为采用委婉含蓄的艺术手法传递政治批判或者伦理规劝，这样既能够保持文学的美学价值，同时又能保证思想传播是有效的。

从生成机制来讲，汉代经学家在阐释《诗经》的时候确立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这一传统强调文学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由此为讽谏奠定了伦理方面的基础。王逸在注解《楚辞》的时候发展了“香草美人”的象征系统，该系统让讽谏拥有了更加丰富的艺术表达的方式方法。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讽谏理论的核心原理，也就是利用隐喻和象征来构建一种双重文本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表层呈现的是文学审美方面的内容，而深层则隐藏着政治隐喻。

汉代文人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操作模式，先是依托经学典籍去建立起权威话语体系，接着通过比兴手法来实现意义的潜层转换，最后依靠读者所具备的文化共识来完成解码。司马相如所写的《子虚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部作品以狩猎作为题材来展开铺陈，而实际上其中隐含着对汉武帝奢靡行为的规劝之意。

这一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极为突出，它不但为士人阶层提供了一条相对安全的政治表达途径，而且还推动了文学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促使文学创作成为社会调节的一个重要机制。从《毛诗序》对“风”的功能作出界定，再到《楚辞章句》对“离骚”进行阐释，汉代讽谏理论始终维持着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的动态平衡。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文论的发展，并且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政教传统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