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的理论重构：基于“嵌入式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对话及当代中国治理启示

国家自主性属于政治学理论的核心议题，研究的重点始终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平衡来开展。在当下，全球化进程持续加速，社会结构变得愈发复杂。传统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难以有效解释当代治理实践当中多元互动的状况。在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里，国家一方面要维持宏观调控能力，另一方面要深入融入社会网络，这双重需求使得现有理论范式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要重新构建国家自主性理论，将“嵌入式自主性”和“国家能力”这两个视角结合起来，这成为了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

目前相关研究出现了分化现象。“嵌入式自主性”理论以埃文斯为代表，该理论强调国家要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不被社会俘获，然而对国家内部能力建设关注不够充分。国家能力研究主要关注制度效能和资源汲取，但却经常忽略社会嵌入的重要性。这两类研究都有各自的长处，不过都未能全面呈现国家自主性的实现路径。这种理论上的割裂，在进行实践指导时容易出现片面情形，可能会过度强调社会参与从而削弱国家主导作用，也可能只重视强制能力却忽视治理合法性。

此项研究运用文献分析以及理论对话的方法，对两种理论的核心观点以及互补空间进行梳理，尝试搭建一个既具备解释力又能够实际操作的整合框架。

这项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它能够打破二元对立思维，提出“能力 - 嵌入”协同的国家自主性新范式，为政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在实践方面，它能为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提供参考，特别是在平衡政府效能和社会活力、政策制定和多元参与等领域能够起到指导作用。

文章的结构安排是这样进行的：第一部分会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历史演变以及现实挑战展开详细分析；第二部分会深入地比较“嵌入式自主性”和“国家能力”这两种理论的核心要点；第三部分会搭建整合模型并且对其解释效力进行验证；最后会结合中国案例提出优化治理的具体办法。通过这样的研究设计，期望能够同时达成理论创新和实践启示这两个目标。

“嵌入式自主性”是彼得·埃文斯在研究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此概念的目标是打破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对立情况，从而构建出一个更能够解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型。该概念核心观点为国家的有效自主性并非源于和社会力量隔离开，而是建立于和特定社会部门形成紧密且呈现制度化的联系之上。这种双向的嵌入关系会产生两个效果，其一是让国家能够摆脱特定利益集团的控制，进而制定并且执行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政策，其二是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获取必要的社会信息以及资源，最终达成自主性与嵌入性的统一。

从理论来源来讲，“嵌入式自主性”是对传统国家理论范式进行批判性整合的结果。它否定了国家中心主义把国家当作单一、同质行动者这样简单的假设，同时修正了社会中心主义过度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产生单向影响的偏差。埃文斯深入考察了官僚体系内部结构以及它和社会网络的互动方式，以此揭示了国家自主性的形成机制。该理论核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嵌入为国家政策实践提供了合法的基础以及信息支持，对国家权力的随意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使得决策更具回应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建立与产业界、专业团体的制度性联系，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引导社会力量配合国家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发挥出促进发展的“催化作用”。

然而“嵌入式自主性”理论存在明显的局限。这个概念没有充分关注到国家能力所起到的基础作用，没有说清楚国家在实现“自主”和“嵌入”之前需要具备怎样的制度基础、财政汲取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并且其分析框架存在静态倾向，主要关注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对于国家与社会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以及博弈过程解释得不够充分。当用这个理论去解释当代中国治理实践的时候，其适用性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更为复杂的“强国家 - 强社会”互动模式，国家不仅会嵌入到社会当中，还会对社会结构进行塑造和引导，自主性的形成逻辑以及运行机制比“嵌入式自主性”所描述的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动态性。

国家能力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是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它从单一维度逐渐拓展到多元维度。传统的国家能力研究是韦伯式的，这类研究重点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国家垄断合法暴力的强制力，另一方面是依托科层制的行政执行能力。那时的理论通常把国家当作相对封闭的行动主体。后来，治理实践变得日益复杂，当代政治学理论不断给国家能力的内涵增添新内容，慢慢地构建起一个多维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包含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

汲取能力指的是国家从社会获取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涵盖了财政税收、人力动员等基础性权力。调控能力体现在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引导和规范方面。合法化能力强调国家要通过形成价值共识、完善制度程序来赢得社会的认同。强制能力属于传统维度，它依旧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保障。这几个不同的维度相互支撑着，它们共同把国家能力的完整轮廓描绘了出来。

国家能力理论具有解释优势，主要原因是它关注的是国家实际行动能力。和只进行静态制度分析不一样，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动态考察政策执行效果的视角，能够有效地解释为什么制度安排相似的国家，治理绩效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就拿政策执行来说，在国家能力强的时候，国家能够更好地克服社会阻力，从而保证改革措施可以得到落实。除此之外，这一理论把抽象的国家权力转化成了可以操作的指标，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工具。

然而国家能力理论和嵌入式自主性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冲突。国家能力理论更加关注国家机器自身的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结构对国家能力的塑造作用；嵌入式自主性概念则强调国家嵌入社会网络，认为国家嵌入社会网络在获取信息、赢得合法性这些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分歧既体现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也为后续进行概念重构提供了可以对话交流的空间。在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当中，怎样在提升国家能力的同时深化社会嵌入，成了检验相关理论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

传统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常陷入“强国家 - 弱社会”或者“弱国家 - 强社会”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模式没办法很好地对复杂治理实践当中存在的动态平衡状况进行有效解释。要解决这个问题，构建整合性分析框架就成了理论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

这个整合性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嵌入式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相互补充的基础之上的，“嵌入式自主性”和“国家能力”这两个概念所围绕的都是国家与社会互动这一核心问题。所谓“嵌入式自主性”，指的是国家要深度融入到社会网络之中，国家在融入社会网络的过程里，不仅能够获取到信息以及合法性，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自身决策的独立性。而“国家能力”指的则是国家在资源汲取、政策执行、秩序维持等各个方面所具备的实际能力。将“嵌入式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结合起来构建的这个整合性分析框架，能够弥补仅仅依靠单一理论在解释实际情况时存在的不足，进而形成一种既关注制度嵌入情况同时又关注效能输出情况的分析视角。

这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的核心变量包括社会嵌入深度和国家能力强度，社会嵌入深度和国家能力强度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机制是实现动态平衡的基础条件。社会嵌入深度说的是国家和社会主体之间联结的紧密程度，这种紧密程度是通过制度渠道和非正式网络来实现信息之间的互通以及利益的协调的。国家能力强度指的是国家在制定政策以及执行政策的时候能够调动资源并且强制实施政策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表现为“嵌入赋能 - 能力约束”这样一个双向发生的过程。一方面，当国家进行社会嵌入的时候，能够让获取信息的准确性得以提高，并且能够提升政策的认同度，从而为国家能力建设提供相应的支持。另一方面，倘若国家能力过度进行扩张，那么就有可能会对社会自主空间形成压缩，进而使得嵌入的深度以及有效性降低。这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正好体现了自主性在实现过程当中存在的内在矛盾。

从理论逻辑这个方面来看，嵌入性会对国家的认知框架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国家的行为偏好，会对国家能力的构建方向产生直接作用；而国家能力反过来也会对嵌入效果的实现程度产生影响。就拿国家能力强的时候来说，国家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对嵌入路径进行优化；而当国家能力比较弱的时候，国家可能就会陷入到“形式化嵌入”这样的问题当中。这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的分析层次一共有三个。在宏观制度层面，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在结构性方面所作出的安排；在中观政策层面，主要考察的是具体政策领域里嵌入情况和能力情况是如何协同的；在微观行动层面，主要关注的是基层官员和社会行动者之间在策略方面的互动。这个多层次的分析体系能够系统地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当中的自主性实践进行解释，不但突破了原本静态的二元对立模式，还能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

这项研究把“嵌入式自主性”和“国家能力”这两种理论放在一起探讨，构建出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构建这个框架的主要目的在于重新解读国家自主性的内涵以及它的运行机制。

研究认为，国家自主性并非处于完全独立的状态，也不是单方面的支配能力，而是国家在嵌入社会网络的同时通过获取资源、转化资源以及分配资源来达成政策目标的一种能力体现。这个框架将国家自主性定义成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既突出国家对社会的相对独立特性，又关注社会力量对国家行为产生的影响，如此一来便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国家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义”的对立情况。

从理论贡献方面来讲，这项研究拓宽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并且为认识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国家行为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解释工具。该框架把“嵌入式自主性”的结构性嵌入和“国家能力”的能动性效能结合起来，揭示出国家自主性的动态平衡特点，也就是国家既要和社会保持紧密联系从而获得合法性支持，又要有足够的能力抵御碎片化利益的干扰。

不过，这项研究虽然在理论整合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却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研究重点集中在概念辨析和框架搭建上，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所以其解释力尚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这个框架对于国家自主性动态演变过程的探讨不够深入，没有涵盖历史制度变迁中的复杂变量。

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结合中国治理实际情况，运用案例分析或者量化方法来检验框架的有效性。比如可以研究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自主性表现，或者比较不同发展阶段国家能力的差异。还可以引入时间维度，分析国家自主性在长期制度变迁中的演变路径以及影响因素。

从实践意义来看，这项研究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增强国家能力的同时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参与机制，以此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可以通过优化公共政策制定流程、提高政府回应能力、培育社会组织等多种方式，增强国家的嵌入式自主性，这样一来，治理体系既能够高效运行，又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多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