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民粹主义浪潮中的政党体制变迁：一项基于“去制度化”理论的比较研究

如今在全球政治格局当中，明显能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民粹主义浪潮兴起了。这种兴起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体现在选举结果会突然产生变化，而且是从根本层面上对传统政党体制的结构以及功能都进行了改变。

民粹主义一方面是一种政治策略，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通常会采用突出“人民”和“精英”对立这样的方式，试图去绕过或者削弱现有的政治制度运行的逻辑。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给政党体制的稳定性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去制度化”理论能够为认识这一变化提供非常关键的分析视角。这个理论把政党体制当作一个制度化的系统，它的稳定依赖政党之间的互动规则、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度以及社会代表性等方面。一旦民粹主义势力对这些规则进行了打破，那么政党体制就会进入去制度化阶段，具体呈现出来的状况有传统政党逐渐走向衰落、政治极化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政策的不确定性也不断增加。

去制度化的运作过程一般包含三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民粹主义政党运用激进的言论，对主流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进行破坏。第二步，民粹主义政党借助社会当中存在的不满情绪，将选民联盟进行重新组合，把原本的选举格局打破。第三步，民粹主义政党推动政治议程变得零散杂乱，进而削弱体制的整合能力。

这个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不只是让政党竞争的基本形式发生了改变，而且有可能引发民主治理方面深层次的危机。就拿欧洲多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说，当民粹主义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议会效率降低、政府组建内阁面临困难等问题。从拉丁美洲呈现出的例子中也能看出，过度的去制度化有可能会造成体制崩溃的严重后果，甚至让国家回到威权统治的局面。所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民粹主义浪潮冲击下政党体制所发生的变化进行比较研究，能够揭示出“去制度化”理论适用的条件以及边界影响，从而为应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参考。

这项研究主要聚焦于民粹主义和政党体制去制度化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计划对它们的演变逻辑进行系统的梳理，以此来为政治稳定以及民主发展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撑。

民粹主义属于一种政治思潮和动员策略。其核心理念建立在高度简化的二元对立框架之上，此框架强调“纯洁的人民”和“腐化的精英”存在根本冲突。这种观念觉得“人民”是在道德上高度一致、利益完全统一的整体，而这个整体的共同意志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来源。“精英”则被描述成脱离群众、自私自利且相互勾结的群体，其中包括传统政党领袖、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金融寡头等。民粹主义者宣称自己是人民意志的天然代表，他们使用激烈的反建制、反精英言论，绕过或者直接挑战现有的制度渠道，目的是试图与民众建立直接、没有中介的政治联系。这样的核心理念从根本上对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传统政党政治根基产生了动摇。

民粹主义兴起以后给传统政党政治带来了多方面深刻影响。首先是对政党代表性有挑战。传统政党是整合和表达社会多元利益的机制，民粹主义者常常批评传统政党存在精英化倾向以及复杂的决策程序，认为这些做法和民意相背离。民粹政党声称自己代表“沉默的大多数”或者“真正的人民”，直接否定了传统政党的代表性地位，把传统政党塑造成为精英网络的一部分，这就使得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基础被削弱了。其次是对政党组织形态有解构作用。传统政党一般有着层级分明、纪律严明的科层制结构，这种结构是用来保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稳定性的。而民粹政党更加倾向于围绕魅力型领袖构建扁平化的动员网络。这种组织形态强调领袖和追随者直接进行互动，弱化了党内中介层级，让政党看上去更像是社会运动的延伸，而并非稳定的组织实体。这种模式使得传统政党的组织纪律性和政策连续性被削弱，让传统政党的内部凝聚力面临挑战。另外民粹主义还改变了政党间的竞争逻辑。传统政党竞争主要是围绕左右意识形态轴心展开的，关注的是经济政策、社会福利等具体议题。民粹主义出现之后引入了新的政治分野，也就是“人民”与“精英”的对立。这让政党竞争的重心从意识形态和具体政策辩论，转变到谁更能够代表人民、谁更坚决反对建制的叙事斗争上。例如欧洲多国的极右翼民粹政党，像法国国民联盟和德国选择党，通过激烈的反移民、反欧盟叙事，成功地把公共议程从传统左右议题上转移开来，迫使主流保守党或者社会党被动地去回应它们设定的话语框架，打乱了原有的政党竞争格局。这些多方面的影响一起推动了政党体制“去制度化”进程，为这一进程提供了关键的现实动力和理论切入点。

政党“去制度化”理论最初出现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这个理论原本的用途是描述社会运动从组织规范状态转变为松散碎片状态这样一种变化趋势。之后，随着政治实践不断发展，学者们逐渐把这个概念运用到政党研究当中，用它来解释如今西方政党体制遭遇的严重危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政党体制里的制度规范在整体上呈现出变弱的态势。具体能观察到几个现象，即作为制度化组织的政党功能出现退化，政党和选民之间原本紧密的联系断裂，政党在整合社会以及表达利益方面的能力也有所下降。当民粹主义浪潮袭来，传统政党维持自身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使得“去制度化”的过程变得更快。

若要实际测量政党“去制度化”的程度，就需要搭建一个多维度的分析框架。从政党组织的角度进行考量，可以采用几个指标来开展评估，这些指标包括成员数量的变化趋势、内部决策机制的开放情况以及党内纪律的严格程度。举例而言，政党成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降低，通常意味着政党的组织基础正在变弱；候选人选拔程序变得越来越分散，有可能表示政党内部的凝聚力在减少。要是观察政党体制，就需要留意政党数量波动的大小、政党联盟是否稳定以及选举制度实际运行的效果怎样。在选举时，政党轮换得极为频繁，或者新政党进入议会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些都能够被看作是政党体制越来越不稳定的信号。从社会角度来看，选民政党认同率的调查结果、投票率在长时间内的变化情况以及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互动的频繁程度等指标，能够有效地看出政党拥有多少社会资本。这些不同维度的测量相互之间进行验证，它们共同形成了评估政党“去制度化”程度的量化标准。有了这样的量化标准，后续的比较研究就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看出不同国家政党体制变化所存在的差异。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里，比较研究方法有独特分析优势，它是探讨当代民粹主义浪潮和政党体制变迁内在联系的合适工具。比较研究方法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系统对照两个或者更多可作比较的政治案例，突破单一案例研究存在的局限，从而更有效地把变量间的因果机制识别出来。本研究目的是揭示民粹主义兴起怎样引发政党“去制度化”，以及这个复杂过程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如果只依靠国别研究，很难形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解释。比较研究通过构建分析框架，能够系统地检验特定条件下的因果链条，让结论更可靠、解释力更强，特别适合用来探讨跨国现象背后的深层规律。

选合适的案例国家是保证比较研究科学性非常关键的一步。为了实现研究目标，筛选案例时要同时考虑多样性和典型性原则。本研究选意大利和阿根廷作为核心比较案例，主要因为两国在比较维度上有明显不同。从地理区域方面看，意大利是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有代表性例子，阿根廷体现了拉美地区民粹主义的传统以及演变情况。这种地域上的不同能帮助检验理论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是不是适用。从政党体制类型方面看，意大利经历了从多党制到碎片化体制的转变过程，阿根廷则长时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党竞争格局。这种体制上的差异为观察民粹主义冲击下的制度韧性提供了参考依据。从民粹主义发展程度方面看，两国都经历过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并且有过执政的情况，不过在组织形态、话语策略和影响力这些方面各有各的特点。这种差异为深入地分析民粹主义与政党“去制度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

具体分析案例的时候，本研究采用混合策略，努力做到既考虑深度又考虑广度。首先会用过程追踪法深入地分析单个案例，详细地梳理民粹主义政党是如何通过议题设置、动员策略、对制度化进行冲击等具体路径，慢慢地削弱原有政党体制的稳定性的。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单一案例内部完整的因果链条。在完成意大利和阿根廷的个案深度分析之后，就会开展系统的跨案例比较。这一阶段研究的重点是提炼出两国在民粹主义冲击政党体制过程中的共同机制，比如选民政治忠诚度的瓦解、传统政党组织模式的衰败等情况，同时分析在具体表现形式和演进路径上的不同之处。通过这种从单个案例到整体情况的分析策略，既能够验证“去制度化”理论在具体情境中的解释力，也能够根据实证发现对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最终使得研究方法和案例设定能够有效地回答研究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民粹主义浪潮在不同制度环境下是怎样塑造政党体制的变迁轨迹的。

此研究专注于当代民粹主义浪潮下政党体制的变迁情况，以这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来验证“去制度化”理论针对当前政治转型过程所具备的解释能力。研究表明，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传统政党体制功能减弱以及代表性出现断裂情况。去制度化存在三个较为核心的特征，一是政党与选民两者之间的联系机制变弱，二是政党体系的稳定性降低，三是政治极化的情况加重，并且在欧美多个国家的案例当中都能够观察到这些特征。

详细来说，去制度化过程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主流政党的政策出现趋同现象，进而引发选民的认同危机；第二个阶段是民粹主义政党借助反建制话语来填补代表性的空白；第三个阶段中传统政党体制由于结构方面的问题，难以应对新兴力量带来的冲击，从而最终导致系统性重构。这样的变化不但重塑了政党竞争格局，而且还会对民主治理的质量产生长期的影响。

研究还指出，去制度化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能够为各个国家应对民粹主义挑战提供预警的方法。通过监测选民投票率的波动、反体制政党支持率的变化等关键指标，就能够提前判断政党体制是否存在去制度化的风险。此外该理论也为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像增强政党的代表性、完善选举制度等举措，以此来重建制度的韧性。

然而这项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研究主要把目光聚焦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案例上，在未来可以扩大范围，对非西方政治体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提升理论的普适性。当代政党体制变迁的本质属于民主政治适应社会变化而产生的动态过程，对去制度化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解，对于维护政治稳定以及促进民主发展而言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