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半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重构研究——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本土化阐释

差序格局理论是在费孝通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首次被系统阐述的，该理论的作用是用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结构形式。这一理论基于对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本质差异深入观察而提出。费孝通为说明二者差异打过比方，西方社会如同田里捆好的柴禾，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界限明确的团体，这种社会结构称为“团体格局”；中国传统社会则像是石头投入水中激起的一圈圈向外扩散的波纹，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社会影响网络的中心，如此就形成了独特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具有多个核心特征。“公私群己界限模糊”是其中一个特征，在差序格局这种社会结构里，社会关系呈现出从内向外、由亲近到疏远逐步延伸的状态，这里没有绝对且普遍适用的公共规则，个人行为准则由其在关系网络里的相对位置来决定，这就使得“公”和“私”的界限具有相对性和流动性。“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圈层”是另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社会结构表现为以自己为中心向外延伸的同心圆状，每个人就像圆心，会依据血缘、地缘、人情等亲疏关系，将周围的人分到不同的圈层当中。在这些圈层里面，圈层内部代表着责任、义务和信任，而圈层外部由于关系疏远，情感和责任也会相应减少。“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逻辑”也是一个关键特征，维持这种差序圈层的基础并非法律或者契约，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人情、义理和面子。正是这种伦理本位导致社会关系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道德自觉和人情互动。

西方团体格局中个体与团体之间有着明确的权责划分，与之不同的是，差序格局更加注重情境化、特殊性的关系规则，而不是普遍、平等的权利义务。差序格局理论为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运行逻辑提供了根本性的分析工具。后来有学者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结果发现差序格局并非固定不变的结构，而是具有明显的弹性和动态性。它会随着社会流动、经济变化以及现代化发展进行调整和重构，在这个过程中，圈层的边界、亲疏标准以及维系关系的资源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要深入分析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半熟人社会”形态以及社会资本重构路径，掌握差序格局理论的核心要点和动态特征是必要的理论基础。

“半熟人社会”是传统“熟人社会”往现代“陌生人社会”过渡时产生的中间形态。这个形态的核心特点有两方面，分别是社会关系网络化和信任结构多元化。

在乡村振兴推进的时候，这种过渡形态延续了乡土社会的基本联系，还吸纳了现代社会新元素，从而形成了独有的运作逻辑。从社会关系层面来说，传统差序格局的圈层边界渐渐模糊，血缘和地缘关系原本起到的基础作用被市场关系、业缘关系部分替代，带有工具属性的交往行为变得越来越多。村民之间的互动不再只局限在宗族或者村落内部，而是借助外出务工、电子商务等途径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了跨地域、跨行业的新型联结。

社会互动方式发生变化直接导致了信任结构分化。在传统熟人社会依靠人格特征建立起来的特殊信任正慢慢变弱，基于制度和契约的普遍信任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两种信任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多元的信任体系。这种分化使得乡村社会既延续着人情往来的传统规则，又得去适应市场化环境里的新型交往标准。在社会规范方面，传统礼治秩序起到的约束作用明显降低，村规民约等正式规则的权威性逐步提高，不过这两者在衔接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不顺畅的矛盾情况。

观察“半熟人社会”的演变过程能发现，农村“半熟人社会”的形成存在三个关键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口开始流动，这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为半熟人社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城镇化进程加快之后，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关系网络也开始重新构建；当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时候，社会资本的配置方式进一步调整，使得半熟人社会的特征变得更加明显。推动这一演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转型、信息技术普及以及国家治理下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际工作当中，如果能够准确认识“半熟人社会”的阶段性特点，那么对于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培育新型社会资本会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社会资本理论是用于解读社会结构变化以及个体行为逻辑的重要工具。该理论基础由西方社会学家系统构建起来。皮埃尔·布迪厄从阶级与权力角度研究，把社会资本定义成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而这些资源和相对稳定、彼此熟悉且具有制度化特点的关系网络存在紧密联系。社会资本核心为资源嵌入性，也就是个体借助占据网络特定位置来获取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和其他资本形态能够相互转化并且共同决定个体的社会地位。

詹姆斯·科尔曼着重关注社会资本的功能特性。他表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结构当中，并非单一实体，而是由不同实体所组成的复合体。信任网络、规范和权威是其核心要素，这些要素能够帮助行动者达成特定利益，并且降低交易成本。罗伯特·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研究从个体层面拓展至集体层面。他强调社会资本是信任、规范、网络等组织特征，能够通过推动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他的理论更关注网络效应，认为密集的社会网络可以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进而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规范。

把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应用到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时，要考虑其在中国本土化的适用性。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深入剖析了中国社会以自我为中心、按照亲疏远近的顺序来推演人际关系的结构特点。这种结构与西方理论中相对均质的社会网络有着明显的差别，所以社会资本的本土化需要和“差序格局”相结合。在乡村社会里，信任并非普遍存在，而是呈现出“差序信任”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信任强度会随着关系亲疏而发生变化，关系越亲近信任程度就越强，关系越疏远信任程度则越弱。

这种信任模式对社会资本的类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由血缘和地缘构成的核心圈层里，比较容易形成高密度的“粘合型社会资本”。这类资本内部具有很强的同质性，能够提供稳固的情感支持和互助保障，不过也有可能带来封闭性的问题。而在跨越不同圈层进行交往的过程中，构建“桥接型社会资本”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这需要依靠特定的媒介和机制才能够实现。

“人情”和“面子”属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符号，它们在社会资本的运作和再生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人情”往来是维持关系网络、交换非正式资源的基础，“面子”则是调节个体行为、维护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评价机制。因此本研究在构建分析框架的时候明确提出，农村“半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重构，需要把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工具价值和中国乡村本土文化逻辑进行深度融合。一方面要运用其分析网络、信任和规范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理解“差序格局”下关系运作的特殊性，最终形成一个既具有解释力又具备实践指导意义的本土化分析模型。

党建引领下重塑组织资本，可以解决农村“半熟人社会”组织碎片化问题，这是个重要的方法。农村组织资本的核心内容体现在以基层党组织为中心，包含了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的整体组织能力与资源整合水平。现在传统“差序格局”受到了冲击，社会联系变得越来越松散，加强组织资本的系统性建设能重新构建乡村社会秩序、凝聚发展共识，起到基础支撑作用。

基层党组织用“党建 + 自治”模式提升了村两委的治理权威性。在实际工作里，党组织设立党员联系户、党员议事会等机制，把分散的村民又纳入规范的治理体系，让村两委的决策能突破“半熟人”关系的阻碍，直接传递到每一位村民那里。例如部分乡村推行“积分制管理”，党员带头落实并且监督村规民约，把抽象的集体责任变成了具体的行动指引，让村级组织的动员能力和执行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党建 + 自治”模式把党的政治优势和村民自治的民主优势结合在一起，重新筑牢了基层治理的权威根基。因为这种结合，在基层治理当中，村民能够更好地遵循规范，村两委的决策也能更顺利地实施，从而让整个基层治理体系更加稳固、有效。原本在“半熟人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决策执行难题，通过这种模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使得基层治理逐渐走向规范化、有序化。

“党建 + 产业”模式为连接外部资源、激发内生动力提供有效的途径。基层党组织主动充当“红色经纪人”，一方面积极和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以及市场企业进行对接，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另一方面通过领办合作社、扶持家庭农场这些方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把个体农户融入产业链条之中。在这个过程里，党组织不只是资源的引入者，还承担着协调利益联结的职责，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利益分配机制，增强了村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信心和积极性，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坚实的组织基础。基层党组织在这个模式里发挥着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将外部资源成功引入乡村，同时合理安排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让村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更愿意投身到集体经济发展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进来，乡村产业的发展也更具活力和动力，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循环。

“党建 + 服务”模式着力搭建村民互动平台来修复和重建社会信任。基层党组织依靠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实体场所，定期开展政策讲解、技能培训、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满足了村民的实际需求，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新的公共交流空间，促进了村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村民在共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作用时，原本疏远的邻里关系会逐渐得到改善，社会信任资本也会随之积累起来。随着村民之间互动的增多，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也在不断加深，乡村的社会风气也会变得更加和谐、融洽。这些公共服务活动就像润滑剂一样，让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为乡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党建引领下的组织资本重塑从强化治理权威、激活经济动能、修复社会关系这三个方面入手，系统地打破了“半熟人社会”的组织障碍，为乡村振兴重新构建起稳固的集体认同和行动合力。通过这种重塑，乡村在治理、经济和社会关系等多个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和改善，为乡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这种由党建引领带来的积极变化，将持续推动乡村向着更加繁荣、和谐的方向发展，让乡村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推进乡村振兴时，要以市场为导向激活经济资本，这是重构农村社会资本的核心动力来源。农村经济资本就是农村区域内能够开发利用的各类经济资源，具体来说，这里面包括土地、劳动力、特色产业资源以及集体资产等要素。在传统“半熟人社会”环境里，这些资源因为分散、零碎，很难产生规模效益，而借助市场化方式唤醒这些沉睡的资本，能有效提升农村经济的整体活力，为社会资本进入良性循环提供物质支撑。

从“差序格局下的市场嵌入”角度看，激活经济资本要和乡土社会结构深入融合。传统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提供了天然基础，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这类组织形式依托村民之间的信任网络，通过差序整合让土地、资金、技术实现有效集中，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合作模式，既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又保留了乡土社会的人情味道，成了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的有效桥梁。

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激活经济资本的关键途径，其中产权制度改革和电商平台搭建这两项工作特别重要。明确集体资产的权属关系、完善土地流转机制，能有效释放农村各类要素的价值，引入电商平台打破了地域限制，让特色农产品能够直接面对更广阔的市场。但在这个过程中，要谨慎处理“差序人情”和“市场规则”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市场化运作要建立在尊重乡土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化安排把人情关系转化为契约精神，以此保证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能够实现动态平衡。

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是防止经济分化加剧本已存在的社会疏离问题的重要保障。“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这种多元协作模式，通过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形成了一个风险共同承担、利益共同分享的共同体。企业负责市场开拓和技术研发，合作社组织标准化生产，农户专注于种养环节，三方通过契约关系强化互惠合作。这种机制不仅提升了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还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巩固了村民之间的横向联系，让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群体，最终达成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协同增长。

乡村振兴进程中，文化传承里规范资本的再造是重构农村社会资本的关键一步。规范资本是社会资本的重要部分，涵盖传统礼治规范、现代村规民约、集体文化认同等多个方面。按照差序格局理论，农村社会的规范资本有明显的差序特点，主要依靠血缘、地缘关系形成层级化的约束体系。

推动规范资本再造，要深入挖掘传统宗族文化以及民俗文化里的积极元素，将蕴含互助精神和伦理规范的传统智慧，通过文化礼堂、乡贤议事会等新的载体，转变为具有现代治理效力的村规民约。这种转化并非直接照搬传统，而是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并进行创新性发展。在实际操作的时候，要小心处理传统差序伦理和现代法治精神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差序格局下，如果“人情”逻辑处理得不好，就容易出现“人情大于法”这样的治理难题。所以要把传统伦理中合理的部分融入法治框架，形成道德和法律共同治理的良性互动局面。举例来说，把孝亲敬老、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变成积分管理制度，这样既能够保留文化的温情，又可以强化制度的约束作用。

系统地开展节日庆典、集体记忆建构等文化活动，能够有效地增强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在“半熟人社会”环境中，由于社会流动加快导致文化出现断层，使得传统规范共识变弱，而村民共同参与文化活动可以重新建立起情感联系，塑造出共享价值体系。只有村民通过共同的文化实践，重新明确彼此的身份认同以及权利义务关系，规范资本再造才能够从外在的约束转变成内在的自觉行为，进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可靠的文化基础。

这项研究以差序格局理论作为基础，聚焦于乡村振兴情形下农村“半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重构开展深入探讨。研究得到的结果表明，差序格局理论用于分析本土化社会资本有比较强的解释能力，特别是在信任结构以及关系运作方面会展现出明显的差序特征。目前农村社会资本的核心仍然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当作连接的纽带，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其覆盖范围已经逐步扩展到业缘关系，进而形成了一种“亲缘 - 地缘 - 业缘”的立体网络结构状态。这种有着明显差序特征的信任模式，不仅维持了传统的社会秩序，还为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层面的基础条件。

社会资本重构的实现途径体现为党建发挥引领作用、市场实现激活功能、文化开展再造工作这三个维度相互产生互动作用。党建引领通过组织化的途径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效能，并且为经济资本的积累给予了制度方面的支撑；市场激活依靠产业的引入和资源的流动，推动社会资本转化成为经济资本；文化再造则把传统伦理规范和现代价值观结合起来，为经济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伦理方面的保障。这三方面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了“组织资本带动经济资本，规范资本保障经济资本”这样一种良性循环的模式。

“半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重构展现出很清晰的阶段特性。在初期阶段，重点是对关系进行修复，利用宗族活动、民俗庆典等传统活动来重新建立社会联系；到了中期阶段，就转变为对结构进行优化，凭借专业合作社、议事协商平台等新的组织形式来提升社会资本的效力；在后期阶段，则是拓展功能，社会资本的应用范围从生产领域扩展到公共服务、生态治理等多个不同的方面。这一动态的演变过程既保留了传统社会资本具有的韧性特点，又融入了现代治理的相关元素，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能够持续的社会推动力量。

农村“半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重构其实是传统要素和现代要素有机融合的一个过程，其本质是通过差序格局进行适应性的改变，达成社会资本的再生与增值。这一研究不但深化了对于农村社会变迁的理论认知，还为乡村振兴的实践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