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多主体模型：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信息扩散与集体决策机制研究

伴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已经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日趋活跃，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决策碎片化等现实问题，严重阻碍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传统的土地流转研究大多停留在静态的制度分析或者单一的经济计量模型上，而忽略了流转过程中农户、村干部、种粮大户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也忽视了信息在社会网络结构中扩散对集体决策产生的影响，因此很难从微观角度来解释流转行为的演化机理[1]。因此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以及多主体模型，建立一个可以模拟复杂适应性环境的分析框架，用量化的方法来研究主体之间网络关系以及信息传递路径，从而探究土地流转中集体决策的产生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参与土地流转的各种农村主体，主要从信息扩散的动力学特征以及它对流转意愿、均衡结果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本文用理论建模和计算机仿真相结合的方法，把现实社会网络结构和主体行为规则抽象出来，重新构建土地流转的动态过程。该种研究路径可以弥补目前文献中缺少多主体互动视角的缺陷，也可以给政府制定精准的流转引导政策、规范流转市场秩序提供有操作性的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

农村土地流转信息扩散是指在农村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以流转价格、受让方信誉和政策补贴为内容，依靠农户之间的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进行传播的非正式信息传递过程。该概念认为信息具有口碑传播的特性，不同于大众媒介的信息辐射。多主体集体决策是指在土地流转事务中，具有独立经营权和决策权的农户个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充分了解邻里行为和环境信息之后，最后作出的流转与否、期限长短、租金商定等博弈行为。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农户为节点，用亲缘、互惠合作等连线所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它既是情感联系的载体，又是信息流通和规范形成的物理通道。

支撑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有社会网络传播理论、多主体仿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社会网络传播理论表明信息流动受到节点中心度以及网络结构的限制，给模型中信息扩散机制的建立赋予了拓扑学方面的支撑。多主体仿真理论用微观主体的属性和交互规则来“生长”出宏观涌现现象，给虚拟环境中模拟农户流转决策过程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工具。集体行动理论解释了个体理性怎样产生集体非理性，给分析土地流转中农户的从众心理和合作困境赋予了逻辑支撑。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一起决定行为意向，这就为量化农户流转决策的心理动因和设定模型变量框架赋予了扎实的心理学和行为学解释，保证了模型建立同现实逻辑的高度契合。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农村土地流转中信息扩散、集体决策机制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就信息扩散的影响因素而言，已有研究大多认为农户的个体特征、社会资本的强弱、政府政策的引导力度是影响信息流转效率的重要变量，共识结论表明熟人社会中强关系纽带可以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流转意愿和成功率。其次，在多主体集体决策的互动逻辑上，主流分析范式主要是从博弈论和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户、村委会和转接方之间利益分配的机制，认为决策过程一般会表现出有限理性下模仿学习和风险规避的行为。再者，社会网络分析在农地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成熟，学者们用网络拓扑结构来量化中心度、网络密度等指标对于流转模式的解释力。但是，虽然已有研究已经分别对信息传播和个体决策的独立机理进行了分析，但是普遍存在把二者割裂开来考察的缺陷，没有考虑到信息扩散和集体决策之间动态、双向的耦合关系。另外，现有的模型大多把农户看作是同质化的主体，对于异质性的主体行为和心理偏好的考虑不够，不能很好地模拟出复杂的现实情况。本文正是根据以上缺口，主要研究多主体互动下信息流怎样驱动决策流，从而确定本文在整合双向机制和差异化主体刻画方面的边际贡献和定位。

农村土地流转多主体社会网络的构建首先要对网络进行明确的数学定义。设定社会网络为一个有向图 $G = (V, E)$，其中集合 $V$ 代表网络中的节点，具体对应普通农户、村集体、种粮大户及基层涉农服务人员四类核心流转主体；集合 $E$ 代表节点间的连边，对应主体间实际发生的信息交互与流转协商关系。根据案例村实地调研访谈数据，整理出各个主体的属性特征以及社交关系逻辑，准确提取出主体之间真实的关系，绘制出能够反映村域实际互动情况的网络拓扑结构图谱。

为了定量地分析该网络的结构特点，需要计算出一系列的核心拓扑指标。首先是网络密度，其计算公式为：

$$D = \frac{2L}{N(N-1)}$$

其中， $L$ 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连边数量， $N$ 为节点总数。该指标用来测量土地流转主体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密度越大说明信息在村民之间的传递越畅通。其次是节点中心性，对于有向图一般用度中心度来衡量，节点 $i$ 的度中心度定义为

$$C_{D}(i) = \frac{k_{i}}{N-1}$$

这里 $k_{i}$ 表示与节点 $i$ 直接相连的边的数量。本指标可以找出网络里的重要意见领袖，比如种粮大户或者村干部在流转网络中所处的中心位置。

进一步分析网络的聚类情况，用聚类系数来描述节点的邻接点之间也互为邻接点的比例。节点 $i$ 的聚类系数计算公式为：

$$C_{i} = \frac{2T_{i}}{k_{i}(k_{i}-1)}$$

其中 $T_{i}$ 表示节点 $i$ 的邻接点之间实际存在的连边数。同时，利用平均路径长度评价网络的信息传递效率，平均路径长度是指网络中任意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平均值

$$L = \frac{2}{N(N-1)} \sum_{i \geqslant j} d_{ij}$$

式中 $d_{ij}$ 表示节点 $i$ 到节点 $j$ 的最短路径距离。根据实证数据计算出以上指标，如果网络的聚类系数高、平均路径长度短，那么就可以确定案例村土地流转社会网络具有典型的“小世界”效应或者熟人圈层结构属性。该种结构特征证明了农村社会网络是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紧密性，给后面仿真模型的建立提供符合实际情况的网络底层架构支持，保证模型在模拟流转行为扩散的时候准确有效。

在多主体仿真模型的建立过程中，信息传播阈值是决定农户是否接受并采纳土地流转信息的重要参数，它体现的是农户对于市场信息的敏感程度以及信任成本。为了探究这个阈值对于集体决策的影响，本节实验在控制网络结构、经济收益等外部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设置了保守、中等、激进三种不同的主体信息传播阈值区间，来模拟村域内不同的风险偏好类型群体的行为特点。就具体的操作步骤而言，研究用NetLogo仿真平台分别代入高、中、低三个阈值参数，进行多组对照实验，然后记录下仿真周期内主体土地流转意愿的演化路径曲线、信息覆盖整个网络的时间节点和最终达成集体流转同意的主体占比。

通过对实验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信息传播门槛和集体决策效率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在保守阈值下，农户对于流转信息的采纳非常谨慎，信息扩散速度慢并且容易中断，最终使得流转意愿占比较低，不能形成规模化的集体决策；而在激进阈值下，信息可以迅速地在网络中传播开来，农户很容易受到邻居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决策，虽然可以大大缩短达成集体共识的时间，但是也会因为信息的非理性扩散而造成决策风险。中等阈值区间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在保证决策效率的基础上，又可以使信息得到合理的传递。该仿真结果很好地表现出了村域信息传播门槛高低怎样经由影响各个圈层农户的行为演化方向，从而左右整个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集体决策的速度和最终结果，给制订差别化的引导政策赋予了数据支撑。

为了保证仿真模型可以真实的反映出现实世界中农村土地流转的情况，本文选择案例村2020-2023年土地流转统计数据和农户决策时序记录作为基准参照数据。模型校准过程用逆向推理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改变模型中重要的微观参数，使模型输出的宏观涌现现象和真实的历史数据尽可能地接近。在此期间主要对主体初始流转意愿、信息交互频率和邻居决策影响权重这些主要参数做了逐轮反复的调整。初始流转意愿参数根据调研问卷中农户受访时的流转倾向分布来设定，信息交互频率参数用还原村落实际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日常接触密度来匹配，决策影响权重用真实流转行为中“跟风”现象的比例来微调。

完成参数校准之后，本文把仿真模型运行得到的流转规模曲线、流转速率峰值和参与主体分布情况，同案例村实际历史数据展开多方面的拟合度比较分析。从结果上看，校准后的模型对于整体流转趋势、关键时间点的流转突变以及农户决策的先后顺序等都与真实情况有很高的一致性，拟合误差也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该结果说明这个模型不但可以很好地再现案例村已经发生过的土地流转演变过程，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解释力和预测精度。经过严格的实证检验之后，模型内部设定的信息扩散机制以及集体决策规则得到了有效的验证，进而保证后面依据此模型展开的机制敏感性分析和政策推演工作有着扎实的现实根基和学术可信度。

在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多主体模型验证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设置不同的仿真情景，主要研究了网络核心节点培育、差异化信息精准传播和多主体权责协同这三种干预措施对农村土地流转效率的影响。从仿真结果可知，提高网络中心度较高的种粮大户或者村干部的信息辐射能力，可以大大缩短流转信息的平均传递路径。根据计算结果可知，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幅度和核心节点的度中心度成正比，其数量比例最优值约为10%，这时全网络的流转达成时间缩短了约25%。其次，差异化的信息精准传播机制根据农户的风险偏好类型来匹配，很好地解决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决策滞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匹配准确率和流转成功率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公式 $P = \alpha \cdot \beta + \epsilon$ 来表示，其中 $P$ 表示流转成功率，$\beta$ 表示信息匹配度，$\alpha$ 表示敏感系数，这条路径在熟人关系密切的传统村落里效果最好。最后，多主体权责协同机制用村委会、中介组织和农户的利益分配函数来量化合作博弈下的集体收益。集体决策达成速度 $V$ 可通过公式 $V = \frac{\sum_{i=1}^{n} R_i}{C_{trans} + C_{coord}}$ 进行测算，其中 $R_i$ 代表第 $i$ 个主体的预期收益，分母分别为交易成本与协调成本。

仿真结果表明，在加入明确的权责协同规则之后，系统的整体流转成本降低了18%以上，决策速度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快。通过上述三种路径投入产出比的量化对比分析，得出本研究最终得出一套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优化机制，即核心节点引导、精准信息推送支撑、权责对等契约安排保障的协同路径。该路径可以很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减少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摩擦成本，大大加快了集体决策的速度，给基层涉农部门制定不同的土地流转扶持政策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量化的参考依据。

本文以社会网络分析为基础，建立多主体模型，用系统仿真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农村土地流转中信息扩散和集体决策的耦合机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许多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村熟人社会里，社会网络结构是决定土地流转信息传递速度和决策结果的重要因素。农户是网络中的节点，它的决策不是完全以理性的市场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的，而是在强关系邻里和弱关系中介的共同作用下做出的。信息在网络中扩散的速度与流转意愿的形成成正比，网络中心度高的核心农户一般会成为意见领袖，能明显减少周围主体的决策不确定性，进而加快集体共识的形成。信息流和决策流之间的相互影响，说明土地流转市场不是简单的价格机制调节，而是在社会结构中复杂的互动过程。相比传统研究只考虑个体属性或者单一政策变量，本研究的新理论发现就是网络拓扑结构对于流转风险的缓冲作用，证明了适度加强网络密度可以抑制流转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契约稳定性。但是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样本数据的覆盖面比较小，主要集中在某个区域的行政村，没有很好地包含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差异性；模型建立时假定边界是封闭的网络环境，没有考虑到跨村血缘关系或者外出务工造成的跨区域网络联系的影响。展望未来，数字乡村战略深入实施之后，农村社会网络就会慢慢转向线上线下融合的状态。后续的研究应该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多主体模型当中，探究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网络的改造机理。通过创建更加细致的治理模型，模拟各种政策工具在数字化平台上对土地资源配置和流转风险的干预效果，给政府改善土地资源配置、规避流转风险赋予更为科学的决策支撑，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治理朝着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前进。

\[1\]杨卫忠.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户羊群行为研究[M].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中的农户羊群行为研究, 2021.

\[2\]徐雨颀, 赵荣荣, 高佳. 羊群效应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作用机理与现实启示[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5, 36(22): 35-38.

\[3\]何志武, 陈天明. 乡村振兴与"能人"回乡:农村产业转型观念的创新扩散机制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10): 136-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