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与乡土共同体的嬗变：基于浙北Z村的理论再阐释

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理解而言，差序格局属于核心概念。该静态形态在浙北Z村社会关系网络里有具体表现。浙北Z村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个体或者核心家庭当作中心，参考血缘亲疏状况以及地缘紧密程度，形成如同水波纹一般的圈层结构。这个结构的核心并非是均匀的个体集合，而是从自我开始，朝着外面一层一层扩展的差等关系场域。

在Z村能够具体观察到，最里面一层是核心家庭单元，核心家庭单元是个体最直接的利益与情感共同体。从核心家庭单元往外的第一层波纹是扩展家庭，扩展家庭包含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子女，这些构成了日常互助和资源调配方面的基础层。就像在农忙时节或者盖房的时候，扩展家庭这层成员之间的义务劳动支援基本上是没有条件的。从扩展家庭再往外延伸就到了宗族分支。浙北水乡村落Z村拥有几百年的历史，在同姓宗族的内部依据世代谱系划分出了十分清晰的分支。尽管现如今宗族的功能已经比过去减弱了许多，可是在清明祭祖、修缮祠堂此类公共事务当中，宗族分支依然负责组织动员工作，成为了超越直系亲属的认同纽带。

地缘关系也是差序格局另外一个重要的维度。除开宗族关系之外，邻里关系也就是“屋前屋后”居住的住户，属于最重要的社会资本。Z村沿着河道建村，邻里之间居住得十分靠近，从而形成了紧密的互助网络。从照看孩子到借用农具，邻里之间的互动很多并且很深入，有的时候邻里之间的关系比远房宗亲还要亲密。最外面一层是整个村域的其他关联群体，这其中包括异姓村民、由于通婚而形成的姻亲、外来商户等。这一层的关系比较松散，互动大多是在村公共事务或者市场交易中出现，但这一层也标志着差序格局在村社的边界范围。

Z村差序格局具有“水波纹”特征，这种特征在婚丧嫁娶这类重大事件当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就拿一场典型的葬礼来说，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成员要负责主要的事务以及费用；宗族分支的成员要处理具体的事情，比如接待从远方过来的亲友、维持现场的秩序等；邻里一般都会过来帮忙，会提供后勤方面的支持或者随礼；其他村民则根据和逝者家庭的关系亲疏情况，来选择是不是要参与。整个过程就好像是一场经过精心安排的社会关系展示活动，清楚地描绘出了以逝者家庭作为中心的各个圈层状况。

费孝通理论里面提到的“自我中心”与“公私界限模糊”，在Z村也有具体的体现。村民所说的“自我”并非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以核心家庭作为基本单位。在做利益判断和行为选择的时候，会把家庭利益排在第一位，然后再朝着外面延伸。在这里，“私”首先指的是家庭层面的私，接下来指的是宗族和邻里层面的私。“公”的概念范围很有限，通常指的是涉及到全村利益的事情，例如维护水利设施。在实际情况中，公私之间的界限常常是动态变化的，宗族或者邻里的利益往往要比村社公共利益更加受到重视，这正是差序格局之下重视人情、轻视法理的社会逻辑的体现。Z村在历史上有移民迁入，其差序格局在血缘之外更加注重地缘所起到的基础作用，形成了既存在宗族传统又有邻里互助情况的复合型社会网络，这也属于对经典理论进行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解释。

在浙北Z村，差序格局于资源流动和权力分配过程里有着动态运作。这种运作以自我作为中心，按照亲疏关系形成有等级的次序，并非固定的理论框架，而是在村里具体事务当中不断被激活、不断被调整且不断延续的动态过程。Z村的资源流动，尤其是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分配以及社会救助资源获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差序性”分配机制。

就土地流转而言，当村民打算外出打工时，承包地的经营权通常会先转给血缘关系最近的叔伯兄弟或者堂亲，之后是姻亲，再之后是邻里，最后才会考虑关系更为疏远的本村人或者外来承租者。这种选择顺序并非单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是包含着维护核心圈层经济利益以及情感联系的社会理性。家族内部优先进行流转，能够保证土地这种核心生产资料不会轻易外流，并且亲属关系的远近还会对流转条件的优惠程度产生影响。举例来说，租金如何确定、付款方式是否灵活，都会因为关系亲疏而出现明显的差别。当地缘亲近在血缘和姻亲网络无法完全承接流转需求时就会起到补充作用，“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观念会发挥作用，让住得近的村民成为下一个优先选择的对象。

集体资产分配也是同样的情况，像村办企业年终分红、征地补偿款发放这类事情，Z村的做法也是符合差序逻辑的。分配方案一般是由村两委制定的，不过具体细则，特别是涉及村民个人利益的部分，会不自觉地偏向村干部以及关系近的家族成员。例如在新增集体资产股权量化的时候，对于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模糊情况的解释权，最终往往会保障村权力结构中核心家庭的利益。

社会救助资源获取更能够体现出差序格局的弹性。低保户、困难补助名额评定有着公开的程序，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信息传递、申请指导、评议这些环节里的人情因素是非常关键的。普通村民要是没有得到村干部或者宗族里有威望的人的“关照”，获取信息的速度以及申请的成功率都会低很多。

资源的“差序性”流动，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权力分配格局。Z村的权力体系是传统宗族权力和现代村治权力相互交织形成的复合体。在村两委选举的时候，候选人胜出不只是依靠个人能力和政策承诺，还得看其在差序格局网络里所处的位置以及积累的社会资本。要是能够得到村里几个大家族长老的公开支持，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因为这种支持能够快速转化成以宗族为单位的选票网络。在当选之后，村干部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自然会回应支持者的期望，在公共决策当中为他们争取利益，从而形成资源和权力相互支撑的闭环。

比如曾经有一次村里讨论道路修建的事情，线路规划最后优先连接了村支书和村主任家族聚居的区域，接着连接的是其他村委员的邻里片区，村尾偏远区域被安排到二期进行修建。这并非简单的权力滥用，而是差序格局下权力运作的典型表现，也就是公共资源先用来巩固权力核心圈层的基础设施，以此增强这个圈层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Z村集体经济发达，使得这种差序运作出现了新的变化。集体资产增多了，资源分配的“蛋糕”也就变大了。一方面，村干部能够通过全民医保补贴、老年金这些更加普惠的福利，缓和差序分配所产生的矛盾，维持村里表面上的和谐；另一方面，经济利益变得更大，围绕核心圈层的资源争夺也就更加激烈，差序格局的边界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被拉伸重构，显示出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动态演变的特征。

这项研究把浙北Z村当作具体案例来研究。研究通过深入观察当地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动态变化，对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重新进行解读。

调查结果显示，因为市场经济在持续发展，并且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了，传统乡土社会当中以血缘和地缘作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发生程度很深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在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渐渐变得松散，另一方面反映在新型共同体形态正慢慢地形成。

在过去传统差序格局模式下，Z村的社会关系具有特别明显的亲疏层次。这种亲疏层次是以家庭作为中心向外延伸，进而形成相对封闭同时又稳定的人际圈。不过近些年来，由于外出打工的人数不断增多，以及外来人口流入，这种以血缘当作纽带的关系网逐渐被打破了。村民的交往范围不再只是局限在村子里面，而是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空间中。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导向开始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传统的互助模式渐渐被契约化、利益化的交往方式所替代。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差序格局就完全消失了，而是其内在逻辑发生了改变，也就是从以伦理情感为主转变为以利益交换为主，展现出“工具化”与“理性化”这双重特点。

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之中，Z村并没有陷入社会原子化的困境，相反还孕育出一种新的乡土共同体形态。这种新的共同体不再依靠传统的宗族势力或者权威人物来维持，而是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专业合作社、兴趣社群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来进行维持。就像村内开展的环境整治活动、公共设施建设等事务，往往能够激发村民的集体参与意识，从而形成超越血缘关系的公共联系。这种新型共同体能够形成，既是应对社会变化而做出的自发反应，也是国家政策引导以及村民主动参与共同作用后所产生的结果。其核心特点表现为从以往的“熟人社会”向眼下的“半熟人社会”过渡，从过去的“伦理共同体”向如今的“利益—伦理混合共同体”发展。

这一研究结果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现实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来说，它加深了关于差序格局动态性方面的认识，这就表明该理论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分析框架，而是一种能够与社会现实进行互动演变的解释工具。从现实层面来讲，Z村的经验为乡村振兴背景之下重构乡村社会秩序提供了可行的思路。这思路就是既不能简单地回到传统模式，也不能完全去依赖市场逻辑，而是应该在尊重乡土文化特点的基础之上，通过完善制度和创新组织，培育具备现代特征的新型共同体。这对于当前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未来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关键的问题在于怎样平衡传统和现代之间、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要让乡土社会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既能够保持自身的文化韧性，又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竞争与合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