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视域下当代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的本质体现为阶级性与公共性的辩证统一，这一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得到了深刻揭示。从阶级性角度看，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其治理活动必然反映特定统治阶级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治理政策往往倾向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通过法律制度和政策设计固化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治理则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制度安排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使治理权力真正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福祉。阶级性在国家治理中的体现还表现在权力分配上，统治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机器的核心部门，确保治理决策符合其阶级利益，同时也通过一定的权力让渡和利益分享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从公共性角度看，国家治理同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利益的职能，这是国家作为"公共机关"的基本属性。无论何种社会形态的国家，都需要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需要维护市场秩序、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稳定与和谐。这种公共性不仅体现了国家对社会共同事务的管理职能，也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当代国家治理实践中，阶级性与公共性呈现出复杂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阶级性为公共性设定了边界和方向，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受到资产阶级利益的制约，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范围也常因资本逻辑而受限；另一方面，公共性又为阶级性提供了合法化外衣，统治阶级通过强调国家治理的公共职能来掩盖其阶级统治本质，获取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中，党和政府通过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既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阶级本质，又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断拓展公共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阶级性与公共性的有机统一。这种辩证统一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使国家治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视域下，当代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解放的辩证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国家治理的价值旨归，涵盖了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境界的提升和能力素质的拓展等多个维度。在物质层面，国家治理致力于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求，通过经济发展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从"生存型"向"发展型"生活质量的转变；在精神层面，国家治理注重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提升道德情操和审美素养；在能力素质层面，国家治理通过教育改革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拓展人民的知识视野，增强创新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挥自身潜能。与此同时社会解放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表现为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逐步实现。这包括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社会结构，打破传统身份束缚和制度性歧视，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通过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消除各种形式的不平等现象。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解放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社会解放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只有消除社会不公和制度性障碍，才能使每个人真正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又推动社会解放向更高层次迈进，当个体能力不断丰富、主体意识日益觉醒时，社会变革与创新也将获得不竭动力。国家治理通过一系列具体策略和措施推动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包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共同富裕，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扩大公民参与，实施教育公平战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筑牢民生底线，以及通过社会治理创新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使超过8亿人摆脱贫困，人均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7.8岁提高到2022年的78.2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55%提升至2022年的59.6%，这些成就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解放方面的实际成效，同时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在当代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与实践价值。

国家治理的演进历程深刻体现了革命性与建设性之间的历史统一辩证关系，这一统一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指导下国家治理的核心逻辑。革命性作为国家治理的内在驱动力，表现为对旧制度的批判与超越，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在当代国家治理语境下，革命性不仅体现为社会变革中的制度创新，更彰显为治理理念与方式的突破性转变，它促使国家不断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为建设性提供方向引领。同时建设性作为国家治理的实践基础，体现在经济建设、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等各个领域，是国家持续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建设性并非对革命性的否定，而是对革命性成果的巩固与发展，它通过制度完善、机制优化、能力提升等方式，将革命性变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家治理效能。回顾历史，革命性与建设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互动特点：在社会转型期，革命性特征更为突出，通过打破旧秩序为新制度建设创造条件；在发展巩固期，建设性特征则更为显著，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治理体系来巩固革命成果。在当代国家治理实践中，实现革命性与建设性的有机结合，要求既要保持"敢闯敢试"的革命精神，勇于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又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建设思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这种辩证统一不是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变革中创新的过程，它要求国家治理既要有"破"的勇气，又要有"立"的智慧；既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动深层次改革，又要注重系统性思维，确保发展稳定协调推进。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更需要深刻把握革命性与建设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既保持革命斗志，又强化建设本领，从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持续繁荣的有机统一。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征，这种结合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关于国家本质的理论精髓，更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治理效能。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领导核心作用，其通过科学的理论武装、系统的制度设计和高效的政策执行，确保国家发展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政党领导不仅体现在把握国家发展大政方针、制定长远发展战略上，更表现为在复杂国内外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凝聚社会共识的能力。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其广泛参与构成了民主政治的生动实践，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多元渠道，人民群众得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实现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不是简单的政治联盟，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政党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将人民群众的分散意见集中起来，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通过积极参与、主动作为，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实践基础和群众支持。这种互动关系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得以实现，包括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衔接机制、群众路线的制度化表达、以及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等。在实践中，从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到疫情防控的显著成效，无不彰显着党领导人民、依靠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在不久的未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有机结合将更加紧密，民主形式将更加丰富，治理效能将更加显著，共同谱写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理解当代国家治理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视域下，国家治理的本质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的辩证统一，既体现特定阶级的利益诉求，又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国家治理的目标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最终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解放的理想境界。国家治理的路径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协同的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关键作用，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主人，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治理，形成了党领导下的多元共治格局。

面向未来，当代国家治理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指导下，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构建更加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国家治理应当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提升治理效能，推动治理方式创新，实现治理体系智能化、精细化、人性化。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将继续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理论滋养和实践指引，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不断迈向新的高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同时也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