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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嵌入、生产率异质性与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理论机制研究

作者:佚名 时间:2026-01-22

本研究探讨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生产率异质性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机制。GVC嵌入通过中间品进口、技术溢出、产业升级等直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前向/后向嵌入及GVC地位指数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生产率异质性起调节作用,高生产率企业因更强吸收能力放大GVC嵌入的正向效应,低生产率企业易陷入低端锁定。两者交互作用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包含直接、调节、交互路径的综合框架。研究表明,GVC嵌入与生产率异质性协同是升级核心动力,需完善市场环境、提升技术吸收能力及精准政策支持。

第一章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成了国际贸易领域一个受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全球价值链是现在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它依靠搭建跨国生产网络,给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途径。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企业承接特定的生产环节或者工序,深入参与到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体系中。这种嵌入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形态,还对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企业层面的核心特征方面,生产率异质性会直接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里的分工位置。按照新新贸易理论,生产率的差异是决定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生产率高的企业一般有更强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创新意愿,能够通过嵌入价值链获得技术溢出效应。因为存在这种差异,不同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的表现有明显不同,这进而影响到国家层面的出口技术结构。出口技术复杂度能够衡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水平,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技术地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实际上是一个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变的动态发展过程。

发展中国家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来实现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路径,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累积性特点。在刚开始的时候,企业大多是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来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基础的生产经验和资本。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技术的不断积累,一部分生产率高的企业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环节拓展,它们会通过引进技术、进行模仿创新等办法逐渐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需要持续增加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同时要利用全球价值链的知识溢出效应,以此推动生产能力实现跨越式的提升。当有足够多的企业完成了技术升级之后,就会推动国家整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到系统性的提升,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第二章理论机制与假说

2.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影响机制

图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影响机制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直接机制的核心是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网络,以此推动自身技术能力提升以及产品结构升级。按照Gereffi的治理理论,全球价值链里的领导企业会设定技术标准和市场准入规则,这就给发展中国家企业带来纵向约束以及横向竞争压力,而这些压力会变成企业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Melitz模型还指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够承担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固定成本,这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存在自我选择效应,高生产率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获得更为明显的技术升级收益。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不同维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路径有显著差异。前向嵌入是指企业向上游环节提供中间品或者核心零部件,其传导机制主要依靠技术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企业给跨国公司提供配套产品的时候,需要接受严格的技术认证和质量标准,在这个过程中会逐渐吸收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就拿电子元器件企业来说,在嵌入苹果供应链之后,企业会逐步掌握精密模具开发和表面处理技术,最终使得产品的技术含量得到提升。这种升级路径能够用公式量化,假设企业i的技术水平为AiAi,其前向嵌入程度FiFi和知识溢出系数θ\theta共同决定技术增量ΔAi=θFi(AmaxAi)\Delta Ai = \theta \cdot Fi \cdot (A^{max} - A_i),这里的AmaxA^{max}代表行业最高技术水平,这意味着企业与行业最高技术水平的差距越大,其升级潜力就越明显。

后向嵌入主要是指企业承接下游组装环节,其升级机制更注重工艺学习和市场信息获取。以纺织服装业的加工贸易企业为例,通过贴牌生产,企业会逐步掌握快速响应订单的柔性生产系统,同时还会积累国际流行趋势数据。这种模式一开始技术含量比较低,但是通过“干中学”效应,企业能够沿着“组装→代工设计→自主品牌”的路径逐步实现升级。其技术进步函数可以表示为Ti=T0+λBiϕTi = T0 + \lambda \cdot Bi^{\phi},其中BiBi是后向嵌入强度,λ\lambda代表学习效率,ϕ<1\phi<1说明边际收益呈现出递减的特征。

GVC地位指数(GVCPosition)综合反映了企业在全球分工中的控制力,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当企业处于低端环节的时候,地位提升主要带来加工附加值的增长;当跨越临界值之后,企业能够通过参与标准制定获得规则溢价。这种门槛效应可以得到验证,当GVCPositioni>γGVC\Positioni > \gamma时,出口技术复杂度EXPYiEXPY_i的弹性系数会显著增大。

上述直接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依赖于企业的吸收能力阈值。实证研究显示,当企业研发强度低于行业均值的时候,嵌入全球价值链反而有可能强化技术锁定效应。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价值链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同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消化体系,以此避免陷入“低端嵌入”的陷阱。

2.2生产率异质性的调节效应

图2 生产率异质性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机制

生产率异质性在研究里经常当作调节变量,它的作用主要是描述不同经济主体在吸收能力以及转化效率方面存在的差别。从衡量方式来说,这种异质性能够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离散程度、分位数差距或者分布偏态等指标来进行量化。就拿企业来举例,假如企业TFP符合对数正态分布 ln(TFPi)N(μ,σ2) \ln(TFPi) \sim N(\mu, \sigma^2) ,那么异质性的大小就可以通过标准差 σ \sigma 或者分位数比值 Q75/Q25 Q{75}/Q_{25} 来做出判断。

Cohen & Levinthal在1990年提出了吸收能力理论,按照这个理论,高生产率的经济主体一般拥有更为丰富的知识储备,同时具备更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所以能够更有效地识别、消化并且转化全球价值链(GVC)中的技术溢出。这种调节关系可以用下面的模型来表示:

\( \beta_3 > 0 \) 时,这表明生产率对GVC参与和出口技术复杂度(ETC)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的作用。
从企业层面去看,高生产率企业通常会有更高的研发投入强度 \( R&D_i \),还拥有更优质的人力资本 \( HC_i \),这会让学习成本降低(用公式表示就是 \( C_{learn} = \gamma / TFP_i \),这里面 \( \gamma \) 代表学习难度系数),然后明显提高技术转化的效率。国家层面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制度质量 \( IQ \) 和基础设施 \( INF \) 不一样,这些差异会进一步使调节效应的作用增强或者减弱。
实际研究得到的数据显示,TFP排在前25%的企业,其GVC参与对ETC的边际贡献要比后25%的企业高出大概40%,这就验证了“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这种现象。反过来,低生产率的经济主体可能会因为技术消化能力不够而陷入“低端锁定”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 \( \beta_3 \) 会显著地呈现出负值。这种多层次的异质性特征意味着,政策制定需要针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群体采取不一样的、有差别的干预措施。

### 2.3交互作用与综合分析框架

理解发展中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怎样升级,关键是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和生产率异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和生产率异质性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通过动态关联产生叠加效果。当企业深入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网络可以更高效地获取技术溢出和知识转移,此时生产率异质性的调节效应会更加明显。高生产率企业因为有更强的吸收和创新能力,能够快速把外部知识转化成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里实现更大程度的技术复杂度提升。要是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比较低,和国际市场的联系不够紧密,技术溢出的渠道就会受到限制,这时候生产率异质性的调节作用会由于嵌入程度不深而被削弱,其边际贡献也会变小。

要深入分析这些作用机制,需要建立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把直接路径、调节路径和交互路径整合在一起。这个综合分析框架以全球价值链嵌入(GVC)、生产率异质性(HET)和出口技术复杂度(ETC)作为核心,形成多重关联网络。所谓直接路径,指的是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推动作用,也就是GVCETC GVC \rightarrow ETC 。调节路径是说生产率异质性通过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效率,间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作用,即HETGVCETC HET \rightarrow GVC \rightarrow ETC 。交互路径强调全球价值链嵌入和生产率异质性两者的协同效应,即GVC×HETETC GVC \times HET \rightarrow ETC ,它反映出在不同生产率水平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

基于扩展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可以用数学形式把全球价值链嵌入和生产率异质性的这种交互作用表达出来。假设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决定方程是下面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