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下贸易成本异质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拓展分析

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一直在不断加深。全球价值链已经变成国际贸易分工的核心组织形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意思是，企业参与跨国生产网络，在不同环节开展专业化分工并且进行协作的过程。在这样的框架里，贸易成本的异质性特点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差异不只是体现在关税、非关税壁垒这些传统因素上，还涉及物流效率不一样、信息不对称以及制度环境不同等多个维度。这种有差异的成本结构会直接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以及技术升级路径产生影响。

新新贸易理论给研究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这个理论关注企业在生产效率、规模经济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它指出只有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才能够突破出口成本的限制，进入国际市场。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这个理论需要进一步扩展才可以解释贸易成本异质性是怎样通过影响企业的价值链定位以及技术选择，最后对其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到作用的。

贸易成本异质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在微观层面，不同的贸易成本会让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改变，接着影响企业的技术投入决策。当中间品贸易成本比较高的时候，企业有可能降低技术复杂度来保持价格竞争力；相反，当贸易成本比较低的时候，就会激励企业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在产业层面，贸易成本异质性会重新塑造产业链分工的格局，推动高技术复杂度的企业往具有成本优势的地区集中，从而产生技术溢出的效应。在宏观层面，不同国家贸易成本结构存在差异，会影响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而决定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演变方向。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深入去理解这一影响机制具有很重要的政策价值。政府可以通过优化贸易便利化措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办法，来引导企业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前进。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条件，在贸易成本的限制之下制定合理的技术升级策略，以此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项研究不但拓展了新新贸易理论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应用范围，还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来实现技术追赶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持以及实践方面的参考。

本文理论分析核心框架围绕贸易成本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三者互动关系展开。贸易成本异质性并非单一概念，它由多个维度一起构成。从成本属性方面划分，贸易成本异质性包括固定成本以及可变成本；从地理范围方面划分，包含跨境成本和国内成本；从作用主体方面划分，涉及宏观、产业、企业等不同层面。市场准入、技术标准认证这类固定成本属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槛，而运输费用、关税这类可变成本会随着贸易规模的变化而产生波动。这种多维度的异质性特征会直接对企业在国际市场里的生存空间和盈利水平造成影响。

全球价值链嵌入是企业应对贸易成本异质性的重要策略选择，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能够从深度、广度、位置这三个维度来进行衡量。嵌入深度指的是企业在某一价值链环节的参与程度如何，嵌入广度反映出企业所覆盖的价值链环节的数量情况，嵌入位置体现的是企业在价值链当中的技术层级以及附加值获取能力。按照新新贸易理论里的企业异质性逻辑，当面对相同的贸易成本结构时，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会做出不一样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决策。生产率比较高的企业更有能力去承担较高的固定成本，往往会比较倾向于深入参与技术密集型的价值链环节，这样就能够进一步提升自身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在贸易成本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这一互动关系当中，全球价值链嵌入发挥着关键的中介作用。贸易成本异质性会影响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决策，从而间接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作用。举例来说，降低与先进技术有关的跨境固定成本，会推动企业朝着价值链的上游进行延伸，企业能够通过技术溢出以及学习效应来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此同时企业自身存在异质性特征，像规模大小、所有制结构、研发投入强度等，这些也是重要的调节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嵌入所带来的技术红利的吸收转化能力，进而让贸易成本异质性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最终影响效果发生改变。搭建起这一理论框架，为后续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分析路径以及可靠的逻辑基础。

贸易成本异质性会直接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这和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框架关系紧密。新新贸易理论认为企业会比较成本和收益，从而决定合适的出口行为。贸易成本不是单一维度概念，其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差异上，它们会通过不同路径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

固定出口成本是企业进入特定国外市场的一道重要门槛，它包含了诸如市场调研、产品认证以及渠道搭建等方面的一次性支出。这部分成本的高低直接关乎企业能否进入技术复杂度较高的细分市场。因为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对应的技术标准更为严格、法规要求更加复杂、客户需求也更高端，所以进入这类市场的固定成本明显比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要高。企业是否进入高复杂度市场，本质上取决于自身生产率水平能否超过固定成本所设置的门槛。依据异质性企业模型，只有生产率高于某个特定临界值的企业，才能够覆盖高昂的固定成本并且实现盈利。所以，固定成本的异质性会通过筛选机制直接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初始水平。若固定成本越高，那么能跨越门槛的生产率临界值也会越高，这样一来就会筛选出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进入高技术复杂度市场，进而使整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到提升。这一机制能够通过企业利润函数以数学形式表达出来。企业出口利润可以用$\pi_{ij}$表示，它的表达式为：

这里面，\(p_{ij}\)和\(q_{ij}\)分别代表企业\(i\)在市场\(j\)的产品价格和销量，\(c_{i}\)代表企业边际成本（和生产率呈负相关关系），\(F_{j}\)代表进入市场\(j\)的固定成本。企业要进入高技术复杂度市场，条件是\(\pi_{ij} > 0\)，这就意味着生产率\(\varphi_{i}\)必须高于由\(F_{j}\)决定的临界生产率水平\(\varphi_{j}^{*}\)。当由于技术壁垒提高导致\(F_{j}\)增加时，\(\varphi_{j}^{*}\)也会随之上升，最终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能够进入该市场。

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成本的作用方式存在不同，它主要包括关税、运输费等费用，可变贸易成本会对企业在出口市场的持续经营以及技术升级决策产生影响。这类成本会直接作用于企业的边际成本，进而改变出口产品的最终价格和竞争力。对于已经进入市场的企业而言，可变贸易成本上升会使得利润空间被压缩，从而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工艺改进、品牌建设等能够提升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能力和意愿。这是因为技术升级需要投入资源，而可变成本增加会降低预期收益。特别是那些处于技术升级边缘、原本利润就不高的企业，可变贸易成本提高可能会让它们选择放弃升级，转而维持现有的技术水平，甚至降低产品复杂度以求生存。所以说，可变贸易成本的异质性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升级的边际收益，来调节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动态变化路径。

贸易成本的异质性会通过固定成本的“筛选效应”以及可变成本的“调节效应”，共同直接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并非对所有企业都是相同的，而是和企业自身的异质性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生产率更高、规模更大的企业，消化高昂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能力更强，也就更有可能进入并且维持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出口市场。基于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研究假设：贸易成本的异质性会显著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其中固定成本提高会使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平均水平得到提升，可变成本提高则会抑制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持续升级，并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生产率和规模的企业中存在明显的差异。

### 2.3全球价值链嵌入在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间的中介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是贸易成本异质性影响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键中介路径。企业在这一过程里，通过调整参与策略来应对外部成本冲击，最终实现技术升级。这一中介逻辑可以概括成“贸易成本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嵌入→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传导模型，这个模型拓展了传统新新贸易理论，还把全球价值链嵌入当作企业的内生决策变量。

贸易成本有差异，会显著影响企业的嵌入决策，包括企业是否参与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上选择什么样的位置以及嵌入程度是深还是浅。要是贸易成本比较低，企业就更乐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企业会通过承接高端生产环节或者和跨国公司紧密合作的方式来获取技术溢出效应。这种嵌入能让企业接触到国际先进技术标准，还能让企业通过“干中学”积累生产经验，最终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反过来，当贸易成本比较高的时候，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意愿就会减弱，企业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环节，甚至会退出全球价值链，这样一来企业技术升级的路径就会受到阻碍。

全球价值链嵌入之所以能起到中介作用，主要依赖技术溢出、知识转移和竞争效应这几个方面。在嵌入的过程中，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网络能够获得上下游企业的技术扩散，特别是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合作的时候，企业就更容易吸收隐性知识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并且，全球价值链内部存在竞争压力，这种竞争压力会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改进生产工艺，然后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在现实当中，这个传导机制表现为贸易便利化水平高的地区，当地企业常常通过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来优化出口技术结构。

鉴于这些情况，本研究提出中介效应假设：全球价值链嵌入在贸易成本异质性和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也就是说贸易成本会对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产生影响，进而间接影响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且这种效应在高技术行业里表现得会更加明显。

企业异质性作为调节变量，深刻影响贸易成本异质性作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路径。按照新新贸易理论，企业的生产率、研发投入、所有制结构、规模等特征构成了异质性基础，这些因素决定企业能否参与全球价值链（GVC），也调节企业应对贸易成本变化时的战略响应。

就生产率来说，高生产率企业通常有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承担意愿，当遇到关税、物流成本等贸易成本异质性冲击时，它们的GVC嵌入深度常常出现非对称变化。生产率的调节效应通过具体机制体现出来，高生产率企业能够优化供应链布局或者推动技术升级，用这样的方式来抵消成本压力，而低生产率企业却可能因为成本约束，不得不被迫退出高附加值环节。这种调节作用可以通过生产率调节项与贸易成本异质性的交互项来进行量化，具体数学表达式如下，这个表达式是用来精准衡量这种调节作用的：

要是\(\beta_3\)显著为正，那就表明生产率强化了贸易成本异质性的正向效应，意味着生产率在其中起到了增强贸易成本异质性积极影响的作用。
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体现在技术吸收能力方面，高研发企业能够把成本压力转化成为创新动力，通过提升产品技术复杂度来维持自身在GVC中的地位，而低研发企业却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的困境，难以摆脱这种不利局面。所有制结构同样会发挥调节作用，外资企业凭借跨国网络优势，其GVC嵌入对成本变化的敏感度要比内资企业低，也就是说外资企业在面对成本变化时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规模异质性通过固定成本分摊效应产生影响，大规模企业因为边际成本更低，所以更容易在成本波动的情况下保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稳定，使得出口技术复杂度不会因为成本的波动而出现较大的起伏。

企业异质性从资源禀赋、战略弹性、网络地位这三个维度对贸易成本异质性的传导效果起到调节作用，形成了“异质性 - 成本响应 - 技术升级”这样一种差异化路径。这一调节效应框架为解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基础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提示在政策制定的时候，要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差异化的支持策略，根据企业不同的特点和需求来制定合适的政策，以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这项研究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着重探究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背景下，贸易成本所具有的异质性特征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嵌入时，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这两个途径能够显著提高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程度，并且贸易成本表现出的不同特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调节作用。降低关税成本能够直接促使企业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从而推动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而诸如物流效率、制度环境等非关税成本，会通过影响生产环节的协同效率，间接决定技术复杂度能够提升的空间范围。

从实际操作方面来看，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获取先进技术和知识的途径就会越多，然而贸易成本包含的不同要素会对这一获取过程造成差异化影响。例如实施关税减免政策能够较快降低企业技术升级的门槛；完善基础设施、推进通关便利化可以通过缩短生产周期，进而提高技术转化的效率。这一结论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参考，要想有效促进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既需要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又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来优化贸易成本的结构。

从应用价值来讲，这项研究不但增强了新新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升级现象的解释能力，而且为政府部门和企业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参考。对于政府来说，应该着力构建以降低非关税成本为核心的贸易便利化体系，通过推进标准化建设来减少隐性贸易壁垒；对于企业来说，需要结合自身的技术水平动态调整全球价值链的布局策略，在成本能够得到控制的前提条件下实现技术跨越。一旦这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形成，将有助于我国在全球贸易竞争中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的战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