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理论模型构建与分析

本文引言聚焦研究核心问题，并阐述其现实价值。财政分权是现代财政体制重要特征，中央政府把部分财政权力交给地方，让地方拥有相对独立收支自主权。这种制度设计核心逻辑是通过激励机制优化资源分配，目的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因为地方政府获得财政自主权后，能够根据本地实际需求调整支出结构，所以公共服务供给会更精准。不过，分权实践中存在地方政府行为异化风险，比如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忽略长期社会福利，使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出现偏差。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可以系统分析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构建涉及几个基本步骤，首先明确分权程度，之后描述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接着设定公共服务生产函数，最后引入外部监督约束等变量。若要验证模型假设，需结合实证数据，用计量方法识别关键参数。该模型具有两方面应用价值，一方面可为中央政府优化分权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能为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给予操作指引。

从实际应用来讲，了解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的互动关系，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处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研究这个问题不仅能够让财政分权理论更丰富，还能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供政策参考。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深入揭示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内在逻辑，从而为相关制度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财政分权是一种制度安排，该制度安排重点在于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财政资源分配里的权力与责任关系。财政分权的核心方面包含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和自主权限这三个部分。收入分权指的是地方政府在税收立法、征收管理以及收入归属等方面的权限划分情况；支出分权是说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所承担的事权责任的界定；自主权限涉及到地方政府在预算编制、债务管理、政策制定等环节所拥有的自由决策空间大小。

在不同的分权模式之下，地方政府的资源限制和激励机制存在明显的差别。举例来讲，当收入分权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会得到增强，不过也有可能会扩大区域之间的财力差距；要是支出责任下放的时候没有配套的财力给予支持，地方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就容易碰到资源不足的问题。

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形成了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函数不同是致使地方政府采取策略行为的根本原因。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其行为逻辑呈现出多维度的特点。在分权体制当中，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流动要素会采取差异化的税率策略，这种税收竞争的均衡条件能够通过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模型推导出来。地方政府在满足预算约束的情况下，通过调整税率 $t_i$ 来吸引资本流入，其最优化问题可以表示成：

这里面 \( f(t) \) 是资本密度函数，\( B(t_i) \) 代表税基，\( C \) 为刚性支出成本。支出偏向表现为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提供像基础设施这类“硬”公共品，而对于像教育、医疗这类“软”公共品重视程度不足，这种行为能够用政治晋升激励模型来进行解释。辖区间博弈是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事务中的策略互动情况，其纳什均衡结果通常会导致集体非最优的状况出现。
财政分权的力度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存在内在的联系。适度的分权能够通过强化地方的信息优势和问责机制，进而提高公共品的供给效率；然而分权过度则可能会引发地方保护主义和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强度 \( FD \) 和地方政府策略行为 \( S \) 存在非线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用二次函数来进行描述：

当 $\beta$1 > 0 并且 $\beta$2 < 0 时，存在最优分权水平 $FD^* = -\beta$1/(2\beta2) ，一旦超过这个水平，地方政府的行为扭曲就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一分析为后续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模型提供了关键的行为学依据，同时也表明分权制度设计需要同时考虑激励相容和区域协调这两个目标。

衡量地方政府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是关键指标之一。要理解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理论内涵，需从多个维度展开分析。

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指在给定投入情况下实现最大产出的能力，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的有效程度。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侧重考察资源在不同服务项目间的分配是否契合社会偏好，体现的是选择最优投入组合的水平。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关注服务供给规模是否处于成本最优的合理区间。这三个效率维度共同构成了效率评价的理论基础。

然而公共服务本身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这让实际衡量工作面临特殊困难。有些服务的产出很难用具体数值衡量，例如公共安全带来的效益，而且成本和收益的边界不够清晰，所以传统的效率评价方法需要做相应调整才能适用。

为搭建科学的衡量框架，设计了包含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投入维度主要关注财政支出规模（$\text{Exp}$i）和人力资源配置（$\text{HR}$i）两个方面，综合投入指数通过公式 $\text{Input}$i = \alpha \text{Exp}i + \beta \text{HR}i 计算得出，这里的权重系数$\alpha,\beta$会根据具体的服务类型进行不同的设定。产出维度同时考虑数量指标（比如学校数量$\text{QS}$i）和质量指标（比如学生成绩$\text{QL}$i），用复合函数$\text{Output}$i = f(\text{QS}i, \text{QL}i)来表示，其中质量指标需要通过专家评分的方法完成标准化处理。结果维度重点关注社会福利的改善情况，采用的是基尼系数变动$\Delta \text{Gini}$i和居民满意度$\text{Sat}$i的加权形式，具体表达式为$\text{Result}$i = \gamma \Delta \text{Gini}i + \delta \text{Sat}_i。

最终的效率值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计算得到，该模型的线性规划形式如下：

这个框架能够满足实际操作层面的需求，同时可以全面体现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率特点，为后续开展实证分析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支撑。

### 2.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联动机制

建立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联动机制模型，需要先弄清楚这三者之间的传导关系。财政分权是制度层面的外生变量，它改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和激励结构，直接影响地方政府资源配置偏好和行为策略，进而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产生作用。这个传导过程存在两条核心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财政分权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基建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之间的选择。分权不足时，地方政府受上级财政限制，更倾向于优先保障短期能见到效果的政绩项目，这就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分权过多，会出现“重基建、轻民生”的支出倾向，原因是基建项目更有助于地方官员晋升。第二条路径是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诸如辖区间的标尺竞争强度、政策执行力度等，会通过改变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来影响效率。标尺竞争使地方政府模仿周边地区政策，若竞争更看重经济增长指标，公共服务资源就会被压缩；相反，若政策执行力度大且监督机制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就会提高。

为了用数据呈现这个机制，可以建立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具体情况如下：

这里面，\(G_i\)所代表的是公共服务支出，\(S_i\)指的是标尺竞争强度，\(I_i\)表示的是基建支出，\(C_i\)代表的是政策执行成本。参数\(\alpha\)、\(\beta\)、\(\gamma\)分别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各项支出的重视程度，\(\theta\)是执行成本的敏感系数。在财政分权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是：

其中$\phi$表示的是分权程度（$0<\phi<1$），$R$i代表的是地方财政收入，$T$i代表的是中央转移支付。通过用拉格朗日函数进行求解之后，能够得到最优的公共服务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