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生产性劳动”的边界重构与资本积累的理论张力——基于《资本论》及其当代阐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引言主要做两件事，一件是界定“非生产性劳动”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论范围，另一件是探讨它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内在联系。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非生产性劳动”通常指的是那些不会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也不参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劳动类型。像商业雇佣劳动、金融服务业劳动还有政府公务人员劳动，这些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的范畴。“非生产性劳动”这个概念的经典定义最早是来自《资本论》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其核心判断标准就是看是否直接参与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生产劳动是通过转移旧价值并且创造新价值来推动资本积累的，而非生产性劳动更多的是通过服务流通环节、分配环节或者管理环节，从而间接影响资本的运行效率。

准确把握“非生产性劳动”的这一理论边界，对于当代经济分析有着重要作用。情况是这样的，随着全球资本主义一直不断地发展，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据的比例持续提高了，这就使得非生产性劳动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形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一来传统理论框架就面临着新的挑战。举例子来说，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劳动是不是应该归为非生产性劳动，它的价值创造机制应该如何去评估，像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从理论层面重新进行分析和构建。

具体研究可以分成三个关键环节来进行。第一个环节是系统梳理《资本论》中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经典论述，从而明确原始理论边界；第二个环节是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发生的变化，分析非生产性劳动出现的新特征以及具备的新功能；第三个环节是探讨边界重构对资本积累理论产生的影响，揭示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开展这项研究好处多多，不仅能够有助于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还能够为分析现代经济结构转型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持。

在实际应用方面，明确非生产性劳动的边界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样做有助于准确评估不同经济部门对资本积累做出贡献的程度大小，从而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理解当代劳动关系发生的本质变化提供新的视角。

《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是资本积累理论重要基础。马克思区分这两类劳动根本依据是劳动是否直接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这一界定贯穿《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讨论，尤其体现在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理论差异上。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具体劳动改变劳动对象使用价值，而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抽象劳动会创造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新价值即剩余价值，生产性劳动要同时具备既符合物质生产技术要求又能实现资本价值增殖目的这两个方面。

《资本论》第一卷明确指出生产性劳动是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劳动，其本质特点是能生产出超过自身价值的剩余产品，这个过程可用剩余价值率公式简单表示，公式为$m' = \frac{m}{v}$，这里面 $m'$ 代表剩余价值率，$m$ 是剩余价值，$v$ 是可变资本，只有当劳动过程能带来 $m > 0$ 的结果时这种劳动才算是生产性劳动。与之相比，非生产性劳动可能创造使用价值或者提供必要服务，但是不能在资本循环中实现价值增殖，例如在第二卷分析纯粹流通费用时提到，簿记、买卖这类劳动虽然能够维持资本运动，然而却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它们的价值需要由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进行补偿。

非生产性劳动主要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不与资本交换的个人服务劳动，就像家庭佣人的劳动，他们的收入是来自个人消费而并非剩余价值；另一种是纯粹流通领域的劳动，比如广告、金融中介等，这些劳动虽然是资本再生产所必需的，但是消耗的却是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特别作出提醒，不能把这种区分简单地看成是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对立。有一些非物质生产劳动，例如软件开发，如果能够被资本整合并且创造剩余价值，同样也是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以价值增殖为核心的界定方式，不只是为分析当代服务业、数字经济中的劳动性质提供了经典依据，而且也为后续研究资本积累的理论矛盾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之后，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的演进经历了一条复杂的理论争鸣之路，核心问题是要去回应资本主义现实变迁给经典二分法带来的挑战。这一理论演变的起点要回到第二国际时期，考茨基、希法亭等理论家围绕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劳动性质，展开了关于范畴扩展的初步争论。考茨基比较倾向于坚持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生产作为根本标准的界定，把流通领域的劳动看成是实现价值的非生产性环节。而希法亭在分析金融资本的时候，对其中某些劳动形式是否创造“特殊剩余价值”进行了更为复杂的探讨，这就意味着经典标准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阶段，卢卡奇的“总体性”视角为相关讨论搭建了一个新的哲学框架。卢卡奇虽然没有直接推翻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划分，但是通过强调物化现象在社会所有领域都存在，间接动摇了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二者严格限定在物质生产过程的传统观点。卢卡奇的理论表明，从资本主义整体运行的逻辑来看，所有服务于资本统治的劳动都有可能被纳入一个功能性总体，这为后续理论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把争鸣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以科恩为代表的功能界定论成了讨论的焦点。科恩不再局限于劳动是否直接生产剩余价值，而是采用功能主义的解释方式，也就是只要某种劳动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功能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是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的，在特定分析视角下就可以被视作“生产性的”。这一转向引发了根本性的分歧，由此产生了第一个核心争论，即二分法的标准是应该坚守“剩余价值生产”，还是要转向“资本积累功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其他维度。

接着是第二个争论，主要是围绕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性质展开的。随着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不断地发展，教育领域、医疗领域、研发领域甚至文化艺术领域的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成了理论界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部分学者觉得，这些劳动生产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或者无形的知识产品，应该被归入生产性范畴；也有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这类活动属于再生产或消费领域，其价值最终还是要依靠物质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来补偿。

第三个争论集中在国家公共服务劳动方面。国家机器中的公务人员、教师、警察等，他们的薪酬是来自财政税收的，这部分劳动到底属于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直接关系到怎样去判断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角色。有一种观点提出来，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维护了社会稳定，并且促进了劳动力再生产，是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所以具有间接生产性；还有一种观点依据“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经典标准，明确把它归为非生产性劳动。

全面地看这些理论演变和争论，本质上既体现了不同学者对《资本论》原典内涵理解的差异，更体现了理论家们尝试用经典框架去解释和回应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的现实探索。从这一历史脉络能够清楚地看到，非生产性劳动的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演变，不断地被重新构建以及被深入讨论的一个理论领域。

当下资本积累方式有了深刻转变，这种转变推动非生产性劳动范围扩大、形式发生变化。现在经济以金融、数字和服务业为主导，非生产性劳动不只是存在于传统商业和流通领域，还衍生出了新的理论类别。当前主要形态由金融投机劳动、数字平台非价值创造劳动、过度服务冗余劳动共同构成。金融投机劳动主要是进行买卖金融资产和对冲风险的活动，这类劳动本身不会创造社会财富，不过能借助复杂金融工具让资本实现增值。数字平台非价值创造劳动在平台经济的特定环节有所体现，例如外卖骑手的配送服务，平台利用流量分配和数据剥削机制，掩盖了这类劳动的价值创造属性，平台核心利润更多是来自数据垄断和算法控制，而不是直接生产过程。过度服务冗余劳动是为了刺激消费而设置的超出基本需求的服务环节，像过度的客户服务和营销包装，其目的是加快商品流通，并非增加商品价值。

这种扩张的根本原因和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紧密相关。因为实体产业利润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所以资本更愿意转向金融和虚拟经济，通过金融投机劳动对不同部门的剩余价值进行重新分配，以此避开生产性投资的风险。同时数字技术发展为资本开辟了新的盈利空间，平台搭建起生态系统之后，将大量劳动转变为不创造价值的环节，更隐蔽地对劳动者进行剥削，更高效地获取社会财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为非生产性劳动扩张提供了依托，通过增加冗余服务环节制造虚假需求，从而延缓资本过剩危机。美国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中国平台经济里部分劳动者被算法严格控制却只能获得很少的收入，这些都是这一趋势的实际体现。

这种情况给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传统理论清楚地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认为剩余价值主要来自物质生产领域。然而如今非生产性劳动扩张之后，剩余价值的来源变得不清晰了，大量资本增值发生在金融和数字平台这些看起来不直接创造价值的领域，这就动摇了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价值理论。而且资本积累的动力也出现了异化倾向，从依赖生产领域榨取剩余价值，转变为通过金融投机和数据垄断进行价值再分配。这既显示出传统积累范式解释能力存在局限，也为分析其内在理论矛盾提供了现实依据。

这项研究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如今资本主义发展对“非生产性劳动”传统边界造成深刻改变。这种改变过程体现出资本积累逻辑内部矛盾，同时为认识当下经济实际给出重要理论切入点。

回顾《资本论》中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经典区分，并结合当下资本主义运行特点，能清晰发现，随着金融化、数字化以及服务业经济不断深入发展，过去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劳动类型，例如金融交易、信息处理还有部分服务活动，已深入融入资本积累整个过程之中。这种边界改变的本质其实是，资本在增值压力之下不断开拓并且转化劳动领域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资本积累核心动力源于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传统物质生产领域利润空间渐渐饱和，资本就会依靠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安排，把原本处在价值创造体系边缘的活动变成商品、实现资本化，以此开辟出新的增值途径。这个过程让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界限变得不清晰，还在实际当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劳动价值网络。

当代资本积累的理论矛盾就表现在这里：一方面，资本要持续扩大剥削范围和加深剥削程度，将所有可能的劳动形式都纳入价值增值体系。而另一方面，这种全面扩张有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逐步积累，就像金融泡沫不断膨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出现脱节等这些情况。

分析“非生产性劳动”边界的改变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层面来讲，这需要打破经典文本的静态定义，要用不断发展的视角去看待劳动价值论在当下的适用性以及解释能力。从实践层面而言，它为认识劳动者群体出现分化、就业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宏观经济不稳定现象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能够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去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以及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