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国家自主性的理论重构

引言是学术文本的开头部分，它的主要作用是把研究方向明确下来，把核心概念界定清楚，并且把学术脉络梳理一番。这里围绕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以及国家自主性的理论重构来开展内容，会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揭示出国家在阶级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是怎样的。

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资本增值作为核心驱动力的生产方式，它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上面。这种矛盾会引发经济周期性危机，还会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演变造成深远的影响。国家自主性理论提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可以突破单一阶级利益的限制，通过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相对独立的治理目标。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觉得，国家一方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维护社会再生产秩序的公共职能。因为国家有这种双重属性，所以国家自主性成了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具体研究的时候，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先去追溯资本主义早期国家和资本的结合模式是怎样的，接着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的扩张趋势如何，最后探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国家角色要怎么重新定位。这样的研究路径既能够把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渊源理清楚，又能够为理解当代国家治理转型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从实践意义来说，这项研究有助于去理解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政策选择逻辑是怎样的。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贫富分化等系统性风险的时候，国家能不能平衡好资本扩张需求和社会稳定诉求，这是检验其自主性的关键所在。通过进行理论重构，这里尝试构建起一种既能兼容结构约束又能体现主体能动性的分析范式，这种分析范式一方面可以为解释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多样性提供新的框架，另一方面也能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供可供参考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绝对规律，核心是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成新的资本。这个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新资本的过程，一方面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持续不断地扩张，另一方面也埋下了系统性的内在矛盾隐患。资本积累基本公式是 $M - C - M'$，其中 $M'$ 大于 $M$，这意味着货币资本先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投入生产，最终实现价值的增加。这种价值增殖的根本来源是劳动力商品创造的价值超出自身价值的那部分，也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会把其中的大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资本，进而推动生产规模持续不断地扩大，最终形成资本积累的螺旋上升态势。

资本积累不断发展深入的时候，就会出现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资本有机构成指的是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同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用公式表示为 $c:v$，这里 $c$ 代表不变资本，$v$ 代表可变资本。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以及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生产资料（$c$）的增长速度往往比劳动力（$v$）的增长速度要快，这就使得 $c:v$ 的比例逐渐上升。这种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直接引发了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倾向。因为只有可变资本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当可变资本的相对比例下降的时候，剩余价值与总资本的比率也就是利润率 $p' = \frac{s}{c + v}$（$s$ 代表剩余价值）就会呈现出下降的趋势。马克思把这一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规律，虽然这一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会受到多种不同因素的反作用影响，但总体的下降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会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也就是产业后备军。随着机器逐渐地替代人工，有一部分劳动者被挤出生产环节，从而成为失业人口。这支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在资本突然扩张的时候能够为其提供可用的劳动力，而且还压低了在岗工人的工资水平，使得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变得更加严重。另外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和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有限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必然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当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其包含的剩余价值时，生产过剩危机就会从可能转变为现实。

在当代资本主义环境当中，这些经典矛盾呈现出了新的表现形式。现在资本主义具有金融化和全球化的特征，危机的产生逻辑已经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了金融领域。为了延缓利润率下滑，大量的资本流向金融部门，通过虚拟资本膨胀来进行投机性积累，最终导致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全球化让资本能够跨国界运作，利用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差异和产业后备军暂时缓和矛盾，然而也把危机扩散到了全球范围，增强了危机的系统性和破坏性。尽管具体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与系统性危机的理论，依旧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内在不稳定性的根本工具，其揭示的核心机制在如今仍然具备深刻的解释力。

国家自主性经典理论脉络最早是从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入研究开始的。工具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拉尔夫·米利班德，该理论核心观点是直接把国家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其论证逻辑是基于阶级分析，指出像政府高官、议员、司法精英这些组成国家机器的人员大多出身资产阶级，或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资产阶级高度一致，所以他们制定政策和开展行动时必然会优先维护资本积累与阶级统治的根本利益。以此来看，国家没有独立意志，其行为逻辑完全由资本家的意志决定。不过工具主义理论存在明显局限，它把国家的复杂情况过度简单化，无法解释为何国家有时会出台损害部分资产阶级利益、甚至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策，比如实行社会福利或者劳工保护法规等，这种观点忽略了国家作为制度体系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以及自身的运作逻辑。

为了弥补工具主义理论的不足，结构主义理论出现了，尼科斯·普兰查斯是这一理论的主要讲述者。普兰查斯觉得国家不是阶级的简单工具，而是社会各阶级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凝缩场域”。这一理论的核心原理是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需求。为了让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能够长期稳定并实现再生产，国家要超越个别资本家或者特定资本集团的短期利益，进行宏观调控和阶级平衡方面的工作。例如国家通过对经济进行干预来缓解周期性危机，或者采用让步政策来缓和阶级冲突，这些行为看似是独立的，实际上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整体结构。这一理论的贡献是揭示了国家行为存在内在矛盾，国家既要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又得和被统治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充当“仲裁者”的角色，这样才能获得自主行动的空间。不过结构主义理论也有缺点，它对“相对自主性”的定义比较模糊，既没有清晰地说明国家自主性的具体边界在哪里以及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也没有充分研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如何动态地塑造和制约国家自主性具体表现的。

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分别从“主观意志”和“客观结构”这两个不同维度，提供了理解国家和资本关系的不同框架。工具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具有依附性，而结构主义理论则突出国家具有策略性自主。这两种经典理论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恰好成了后续深入探究国家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理论起点，也为分析国家怎样在资本的直接利益和体系的整体稳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矛盾和国家自主性存在理论张力，原因是二者在解释现实问题时逻辑有偏差且和实践脱节。这种张力最明显表现为现有理论框架在分析资本主义动态矛盾时解释力不够。

工具主义理论把国家简单看成资本利益代表，觉得国家自主性完全服从资本积累即时需要。不过，当资本主义系统出现内生危机，如经济衰退或者社会秩序混乱时，这种“被动”国家角色无法解释为何国家会采取超出资本短期利益的干预行动，像推行社会福利政策或者开展大规模金融救助。国家行为出现的这种矛盾现象，恰恰暴露了工具主义理论的短板，也就是难以调和国家作为“资本守护者”和“危机处理者”这双重身份之间存在的内在冲突。

结构主义理论引入“相对自主性”概念，让理论解释更灵活，但这一概念模糊，难以准确回应资本主义矛盾的动态变化。拿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进程来说，资本逻辑扩张突破了传统产业界限，形成了全球性金融网络。在这个进程中，国家一方面要维护金融资本流动性来推动增长，另一方面要防范系统性风险积累。结构主义理论承认国家在某些时候能相对独立于资本的直接控制，然而却没有说清楚这种自主性的边界会怎样随着资本形态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当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国家自主性是会缩小还是扩大，国家的干预行为是顺从资本逻辑还是对其进行修正，这些问题在结构主义框架下没有明确的、可以操作的答案，这就使得理论在解释现实时显得没有力量。

更根本的是，现有理论存在缺失，没有系统说明“资本主义矛盾升级怎样重塑国家自主性边界”这个核心问题。资本主义矛盾并非固定不变，它从生产过剩发展到消费不足，再演变为金融化危机，其形式和严重程度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每一次矛盾激化，都会给国家与资本、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深刻调整。现有理论要么坚持国家被动从属的观点，要么用模糊的“相对性”简单处理，都没有构建出动态模型来追踪国家自主性边界随着矛盾升级而变化的具体路径以及内在机制。这种理论缺陷让学术研究很难有效地预测和解释在新技术革命、全球化逆流等新情况下国家职能和角色在未来的走向，也降低了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所以，构建一个能够动态反映矛盾演变与自主性变化互动关系的新分析框架，成为了该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研究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国家自主性的理论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且系统的梳理，进而揭示出二者之间存在的辩证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当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对根本对立的情况，而这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历史局限性和过渡性的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其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独立的意志，而是阶级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动态平衡之后产生的结果。国家自主性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不能对资本积累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进行有效调节，并且通过制度创新以及政策调整的方式来缓解系统矛盾。

从具体操作方面来讲，国家若要发挥自主性，需要遵循三个核心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国家必须要保持相对独立的决策能力，这样才能避免被特定的资本集团完全掌控；第二个原则是，国家应当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以此来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第三个原则是，国家需要具备长期战略规划的能力，通过运用产业政策、福利制度等工具来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些原则在实践当中的应用表明，国家自主性并非是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具体体现在税收调节、市场监管、社会保障等政策领域的实际操作过程之中。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比如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实验，就展现出国家自主性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可能性。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突破了传统国家决定论或者经济决定论的二元对立状况，搭建起一个用于分析国家和资本关系的新框架。这个新框架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规律，而且还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提供参考。从实践角度来看，研究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强调了国家在市场失灵领域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性。后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不同制度环境之下国家自主性的实现机制，从而为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