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得意忘言”说的诠释学向度及其对当代国学经典阐释的方法论启示

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言”说是魏晋玄学思想体系里的重要命题，其核心是一种突破语言符号表面限制、直接抵达精神实质的理解方式。该观点源头来自《周易·系辞》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哲学难题，王弼通过注释《老子指略》和《周易略例》，系统阐述了“得意在忘言，得言在忘象”的诠释逻辑。

简单来说，在经典阐释过程中阐释者要借助言辞也就是“言”与物象也就是“象”的中介作用来最终把握义理即“意”，并且在达成把握义理这个目标之后要主动忽略工具性符号存在的局限。从本质方面来看，“得意忘言”这一理论是一种追求精神超越的诠释方法，它强调认知从具体逐渐提升到抽象、从现象进一步提升到本质的过程。

具体操作有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寻言以观象”，意思是通过分析文本语义来还原符号系统所呈现出的思想图景；第二个层次是“观象以得意”，这要求阐释者跳出语言形式所带来的束缚，在具体的语境当中去体会普遍的哲理；最后要达到“得意而忘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阐释者已经完全掌握了经典的精神核心，语言媒介自然而然就退居到次要的位置。这种诠释方法并非是要否定语言的价值，而是主张用辩证的方式去看待言意关系，既需要承认“言以载道”作为工具的这种必要性，同时也要警惕“滞言误意”所带来的认知偏差。

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得意忘言”这一理论为当代国学经典阐释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支持，它既能够有效避免文本解读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也能够防止过度诠释带来的随意性风险。尤其是在面对《道德经》《论语》等内涵深刻的典籍的时候，“得意忘言”的方法可以帮助阐释者跨越历史语境存在的差异，实现和古人精神世界进行深入的对话，这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有着不可替代的实践方面的意义。

“得意忘言”这一说法思想源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其理论核心内容在王弼的哲学体系里被系统地构建起来。先秦时期《周易》古经和《易传》已有关于言意关系的讨论，《系辞传》明确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指出语言文字在表达深层义理时存在局限，为后世言意之辨打下基础。庄子在《外物》篇进一步提出“得意而忘言”，强调语言是工具，把握到精神实质后可被超越，此观点直接启发了王弼。

汉代经学注重章句训诂，以郑玄为代表的学者努力通过文字训诂还原经典本义，但他们对语言文字过度执着，掩盖了经典义理精髓，这成为王弼批判性提出新解释的现实依据。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里系统阐述“得意忘言”的理论核心，其核心逻辑体现在“言者所以明象，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这句话中。在这个结构里，“言”指解释卦象的卦爻辞，“象”指表征义理的卦象，“意”指向经典中蕴含的“圣人之意”，也就是宇宙万物的义理本质。王弼认为语言和卦象都是阐释义理的工具，它们的价值在于帮助阐释者达到“意”这个根本目标。阐释者通过语言掌握卦象，再通过卦象领悟到圣人之意后，就应超越对工具性符号的执着，实现“忘言”和“忘象”的认知提升。

王弼的“得意忘言”和庄子思想有所不同，王弼的“得意忘言”关注易学阐释的方法论层面，目的是解决经典解读中言与意的矛盾；庄子的“得意忘言”更侧重个体认知的超越性，强调要彻底突破语言的束缚。王弼重新构建言意关系，将汉代经学的训诂传统转向义理阐释，为魏晋玄学的发展开辟了新路径，其理论核心体现了诠释活动中工具性和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王弼的这一理论，是在综合了先秦时期对于言意关系的讨论、汉代经学的实际情况以及庄子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仅仅是对以往思想的继承，更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在易学阐释方面，它有着独特的方法论意义，能够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经典中所蕴含的义理。同时从更广泛的学术发展角度来看，它为魏晋玄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使得当时的学术研究有了新的方向和思路。它所体现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对于人们理解和处理各种知识和信息也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得意忘言”是一种诠释学方法，其核心是搭建一条可以超越语言符号、直接到达意义本质的阐释路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系统探讨“言—象—意”的诠释层次，为这种方法奠定理论根基。他提出“言”是解释“象”的工具，“象”是承载“意”的媒介，三者构成从表面到内核、从具体到抽象的层次关联。阐释的根本目标不是停留在“言”或“象”上，而是借助它们捕捉背后的“意”。所谓“忘言”与“忘象”，并非简单丢弃，而是在理解它们的引导作用之后，主动突破其物质形式，避免阐释受外在工具限制，从而真正抓住意义内核。

这种诠释方法在王弼解读《周易》乾卦时表现得十分明显。乾卦卦辞是“元，亨，利，贞”，汉代象数派学者常常纠结于这四个字对应的季节、方位、五行等具体象数并且进行复杂推演，结果导致阐释陷入零碎的技术主义泥潭之中。王弼则跳出这种限制，将“元亨利贞”视为通向乾卦核心意义的“言”和“象”。他指出这四种德行实际上是“天的德行”，共同指向“天道刚健”这个核心含义。阐释者通过“元亨利贞”的具体描述能够体会到乾卦所象征的创生、亨通、和谐、贞固的生命力量，这便是从“言”明“象”、由“象”存“意”的过程。等阐释者理解了“天道刚健”的根本精神，“元亨利贞”的字面意思就可以“被忘记”，阐释重点也就从文本工具转移到它所开启的意义境界。

和汉代象数派把卦象固定化、实体化的做法不一样，王弼的“得意忘言”说有着很明显的“境界阐释”特点。象数派存在“得象忘意”甚至“得言忘象”的问题，把生动的象征符号变成需要解码的密码，让经典失去原本的生机与智慧。王弼的方法强调，语言和卦象就如同指向月亮的手指，其价值在于引导人看到月亮本身，而不是把手指当作月亮。这种阐释上的提升，使得经典解读不再是像考古那样还原古代知识，而是读者和文本通过“忘”的功夫达成精神契合与境界提升，最终指向对宇宙人生根本智慧的领悟，这也正是它对当代国学经典阐释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的关键所在。

王弼“得意忘言”说的诠释学特征在超越性与主体性两方面有突出体现，使其具备深厚哲学内涵。这里的超越性首先是对语言文字固有局限的突破。王弼发现语言作为表意工具功能有限，常常难以精准且穷尽地表达“道”的精微复杂，所以阐释活动不能仅停留在字句表面，而要把语言当作通向终极意义的桥梁，通过“忘言”实现精神飞跃，直接去探寻文本背后更为本真的义理。并且这种超越性还体现在对汉代经学章句训诂之学的彻底革新。汉代经学注重对一字一句进行精确考证，使得阐释陷入繁琐的文献技术之中，反而掩盖了经典的整体精神。王弼提出的“得意忘言”旨在打破对文本的机械依附，将阐释重点从局部文句转移到贯通全局的“意”，从而实现从知识考据到智慧把握的跨越。

它还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这与超越性密切相关。在王弼的诠释体系里，意义并非固定于文本中等待客观发现的实体，而是在阐释者主动参与的情况下生成的过程。王弼“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的说法本身就包含着阐释者的能动选择与建构。以《周易》阐释为例，同一卦象的象征意义并非固定不变，阐释者需要依据具体语境和哲学洞见，挑选出最恰当的解读方向，这一过程体现了主体性。和汉代郑玄等经学家追求文本原意“客观性”不同，王弼的诠释学把阐释者置于中心位置。阐释者不再是被动接收文本信息的容器，而是凭借自身理解与智慧，对符号（言、象）进行超越和再创造的能动主体。这种主体性的确立，让经典阐释不再是复述历史的僵化过程，而是成为充满生命力、能够不断与时代进行对话的意义生成场域，深刻揭示了理解活动中人与文本的互动关系。

王弼提出“得意忘言”说，此说为魏晋玄学重要核心命题。从诠释学角度来讲，该命题揭示经典阐释内在规律，同时为当代国学经典解读提供具实践指导价值的方法论框架。“得意忘言”命题基本含义是强调借助言辞符号去把握思想内核，进而突破文本形式限制，最终直达精神实质的认知过程。

“得意忘言”核心原理体现于言、象、意三者辩证关系之中。“言”作为表达“意”的工具，“象”充当中间桥梁，而“意”是最终目标，言、象、意三者形成逐层推进且相互超越的诠释结构。具体操作的时候，阐释者要经历文本细读、意象解析、义理升华这三个阶段。阐释者需深入阅读文本以体会言外之意，还要借助意象建构来疏通逻辑脉络，最终达成与作者精神世界的深度交流。

这种方法论实际应用价值有三个方面。一方面，能有效避免当代国学阐释里常见的文本中心主义和过度诠释这两种偏向，既保证解读的客观性，又保留阐释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为传统文化经典的创造性转化提供理论依据，以此推动古老智慧与现代语境实现有机融合。再一方面，在方法论层面给当代学者以启示，促使他们形成“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阐释姿态，既忠实于文本原意，又能赋予经典新的时代生命力。

从实际效果来看，依照“得意忘言”阐释路径开展解读，能够提升国学经典解读的准确性，也能够增强国学经典解读的深刻性，还能够促进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促进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发展。这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弼的这一思想遗产是理解魏晋玄学的关键，也是当代文化传承和理论创新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