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之学”的体用架构与现代诠释——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中心的义理展开

“性理之学”是宋明理学核心范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其集大成载体。这套学问搭建起以“体用”为关键枢纽的义理体系，此体系是中国哲学思想重要结晶，还为理解传统儒学现代转化给出关键路径。

“性理之学”根本上关注人性本质和宇宙规律怎样统一的问题，其核心原理是依靠“格物致知”实践方法，让个体生命和天理实现内在契合。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进行注释，把儒家经典里的道德思想变得系统化、哲学化，提出“性即理”“心统性情”等核心命题，这些命题为儒学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义理体系具体操作路径遵循“下学上达”认知逻辑，也就是呈现为“读书—穷理—诚意—正心”这样的递进过程。其中“读书”作为基础，要求学者通过经典文本去掌握义理脉络；“穷理”是关键，强调要在具体事物当中去体察天理的普遍性；“诚意”和“正心”指向内在修养的深化，最终达成“知行合一”实践目标。从文本研读开始一直到生命体证的完整流程，充分体现出“性理之学”理论性和实践性高度统一。

在当代社会，“性理之学”体用架构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它为传统哲学现代化诠释提供经典范式，有助于重新建立文化认同和价值体系；同时因为强调道德修养和理性思辨，对个体人格完善以及社会和谐发展有积极启示。深入剖析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能够理清“性理之学”历史脉络，还能挖掘其应对现代性挑战的思想资源，从而推动传统智慧进行创造性转化。

“理一分殊”是朱熹“性理之学”体系的本体论基石。在《四书章句集注》里对“理一分殊”这一核心命题的思想内涵有比较深入的阐释。“理”作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有三个核心特质，就是先验性、普遍性与至善性。朱熹在注释《孟子》“理义之悦我心”的时候提到，理义是人心中本来就有的，并不是从外部强行施加的，这情况表明“理”是在具体经验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和万物所共同有的先天依据。“理”的普遍性表现在它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广泛存在于所有事物当中的。他在注释《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时，把“中”解释成天下万物所共同具有的终极本体，而这个本体实际上就是“理”，“理”构成了宇宙秩序的普遍法则。“理”具有至善性，这就决定了它是道德价值的源头，朱熹觉得“理”本身是纯粹至善的，是判断是非善恶的绝对标准，它能为人们进行道德实践提供形而上的保障。

“理一分殊”这个命题包含两层意思，而且这两层意思联系得很紧密。从本体方面来看，“理一”指的是宇宙万物都共同拥有一个终极并且统一的“理”，这个“理”是绝对的整体，同时也是所有存在的共同根源。朱熹在解释《论语》“一以贯之”时，用“理”去贯通万事万物的方式来阐述“理一”的含义，并且着重强调圣人之道的关键在于把握这个普遍的根本原理。从现象方面来看，“分殊”指的是统一的“理”在具体的事物以及不同的情境中会有不一样的显现，就如同水和波的关系一样，本体虽然是单一的，但是其作用却是千差万别的。天理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呈现，就是君臣之间要讲道义、父子之间要有亲情、夫妇之间要有区别等存在差别的伦理规范。这些规范在形式上是不同的，不过它们都是终极天理在具体的伦理关系中的切实落实，是“理一”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投影。

“理一分殊”给“性理之学”的体用架构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因为确立了“理一”作为宇宙万物的普遍本体，所以“性即理”的命题才能够成立，人的本性是源自并且体现这个普遍的终极天理的，人性当中自然而然就包含了至善的依据。“分殊”在现实中的呈现，又给“心统性情”理论提供了逻辑上的支撑。心作为主体，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去认知和践行在具体的人事关系当中的“分殊”之理，通过格物来穷究道理，从而让自身的性情活动能够符合天理的具体要求，这样就可以实现对天理的承接与彰显。可以这样说，“理一分殊”向上和本体论相连接，向下和实践功夫相衔接，它是理解朱熹整个思想体系体用架构的关键枢纽所在。

朱熹“性理之学”的体用体系里，最核心的观点是“性即理”，此观点主要探讨人性在本体论层面的源头。看《四书章句集注》中对《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注解，朱熹明确表示“性”是“天理”赋予人之后最纯粹的体现，这属于人与生俱来的根本特性。这里所说的“性”指的是“天命之性”，它不受个人差异的影响，是一种普遍且绝对的善。与之对应的“气质之性”情况不同，它是天理和个人生理条件结合之后所形成的现实人性状态。由于每个人的气质存在清浊、偏正的差别，所以气质之性会呈现出善恶混杂的复杂状况。弄清楚这两种“性”的区别，是理解“性即理”的第一步，同时也为道德修养为何可能且必要给予了理论支撑。

天理转化为具体的人性，具体呈现在“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生成过程当中。朱熹在解释《孟子》的“性善论”时专门说明，性善的根本依据并非现实中的“气质之性”，而是其中所蕴含的“天命之性”。“天命之性”直接反映天理，从本质上来说是至善完美的，这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能成为圣人的内在潜力。当这种纯粹的“天命之性”赋予具体的人时，会和父母遗传下来的气血、体质相结合，进而形成“气质之性”。这就如同把清水倒进不同的容器里，水本身也就是“天命之性”是干净的，然而容器的形状以及清洁度也就是气质会对水的样子和清澈程度产生影响。所以人的实际行为虽说会受到气质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追求善的动力来自“天命之性”的作用。

在“性理之学”的整体体系里面，“性即理”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往上和“理一分殊”的本体论相连接，把普遍的宇宙之理也就是“理一”具体转化为每个人内在的道德准则也就是“分殊”；往下又引出“心统性情”的修养理论，为心能够统摄和调节性情提供了本体论依据。“性”作为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成为了连接客观天理和主观人心的桥梁，使得抽象的本体论原则能够转化为具体的道德实践起点。因为“性即理”，人们存心养性、改变气质就有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实现了从宇宙本体到道德主体的自然过渡，构成了宋明理学严密的理论逻辑链条。

在朱熹思想体系中，“心统性情”是主体参与体用架构的重要部分。它突出人在道德实践里处于核心位置且有主动作用。“心统性情”基本意思是，心作为人的主导，具有统管“性”和“情”这两种能力。依据《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性”是内在的、还未发动的本体层面内容，对应《中庸》所说的“未发之中”，是天理赋予人心的原本状态，这种状态纯粹又美好；“情”是外在的、已经发动的表现，对应“已发之和”，是“性”接触外界事物后产生出来的具体情绪以及反应。心并非独立于性和情之外单独存在，而是包含并且贯通二者的主体核心所在。心既是天理显现之处，也是情感产生的源头，这样就构成了体用同源的基础。

心作为枢纽有着核心道理，这体现在它连接本体与实践的主动作用方面。《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注解对这一过程作出了说明：心通过“尽其心”这样的修养方式，也就是扩展道德认知以及情感体验，然后去认识到内在的“性”，最终得以达到作为终极本体的“天理”。但这个过程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依靠具体的实践方法。朱熹提出要通过“格物致知”去探究事物的道理，使得心对天理的认识能够从模糊逐渐变得清晰；接着运用“诚意正心”的内在修养方式，保证心的活动都符合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心和理实现了双向的贯通。心能够认识并且呈现天理，天理又为心的活动提供规范以及准则，最终就像《论语》“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说的那样，通过后天的学习以及实践（习），让原本的善性显现出来。

这部分论述在整体的体用架构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它承接了前面“性即理”的理论，把形而上的本体之理落实到心性层面，解答了天理如何存在于人的问题；与此同时也为后面讨论具体修养方法提供了主体依据。“心统性情”的枢纽功能，让以“理一分殊”为本体基础的哲学体系，借助“性即理”这个中介，最终转变为主体的道德自觉和实践动力。正是依靠心的统管以及主动作用，静态的体（理、性）和动态的用（情、行）才能够连接起来，形成从本体到工夫、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闭环，从而体现出“性理之学”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研究考察对象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对“性理之学”的体用结构和现代诠释方法展开系统分析。性理之学是宋明理学核心概念，本质上是完整思想体系，以“性即理”作为形上本体，以“格物致知”作为实践方法，而这一结构在《四书章句集注》里有充分呈现，朱熹借助注疏形式把儒家经典中道德理想转变成可操作的生活准则。

从原理方面讲，性理之学的体用关系是本体与工夫的辩证统一，“体”指超越性的道德本体，“用”在具体伦理实践中体现出来。性理之学这种结构解决了汉唐儒学中本体论与工夫论分离问题，并且为现代道德哲学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在实现方法上，性理之学注重从内到外的修养顺序，会用“居敬存养”的方式来保持内心的清明，用“格物穷理”的办法提升认知能力，最终达成“知行合一”的理想状态，该方法体现了儒家道德实践重视个体内在道德自觉与社会外在规范有机融合的显著特点。

现代诠释重点在于把传统义理转化成当代价值，这要在保持原典精神的状况下，结合现代社会的需求来做创造性转化。性理之学的实践价值有三个主要方面，分别是为个体安身立命提供精神支撑，为社会治理提供伦理基础，为文明对话提供思想资源。特别是在当代社会遭遇道德失范、精神空虚等问题的时候，性理之学所提倡的道德主体性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采取回归经典、重视实践、强调内省的修养方式，性理之学能够为现代人构建精神家园提供可行的办法。

研究提出，性理之学的现代诠释不可以仅仅停留在理论阐释这个阶段，还需要关注实践层面的具体应用，如此才能够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