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场域中“学术自由”的理论重构与实践张力——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

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核心价值理念，其内涵和实践方式随时代发展不断改变。过去一般觉得学术自由主要指学者在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里不受到不合理干预的权利。不过后来高等教育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从个体角度出发的这种解释方式渐渐显示出解释力不够的问题。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可用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它是一种独特的分析工具。场域理论把高等教育看成是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角色的行动者占据不同位置，调动特定资本，他们之间既存在竞争又有合作，进而形成了独特的权力关系和行为逻辑。依据这个理论框架，学术自由不只是抽象的价值主张，还是场域内部各种力量相互较量后形成的动态结果。

从理论构建方面看，用场域理论重新理解学术自由要抓住三个关键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要明确高等教育场域的边界以及自主程度，去分析政治、经济等外部场域渗透进来的具体机制。第二个方面是要识别场域内的核心资本形式，像学术资本、制度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构成情况以及它们的转换规律。第三个方面是要揭示行动者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分布状况，还有这些位置对学术自由实践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理论转变有很明显的实际意义，它能够帮助不再局限于“自由 - 管制”的简单对立情况，从而更深入地去理解当代高校教师面临的现实困境。举例来说，在绩效评估体系和资源配置机制当中，学术自由是怎样与行政权力、市场逻辑产生矛盾的；不同学科场域因为资本构成存在差异，为什么会形成不一样的自由实践模式。

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分析方法能够为制度改进提供可行的方案。通过对场域内部规则进行优化，对资本分配结构作出调整，对权力制衡机制加以完善，既可以保障学术自主性，又能够有效协调多元价值诉求。所以这项研究不只是对学术自由理论进行深化探索，也是对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作出的实践回应。

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场域的核心惯习，它本质上是学者在长期学术实践中慢慢内化形成且具有持久性的性情倾向系统。从布迪厄理论视角看高等教育场域有明确边界，这里的参与者主要是学者、高校和科研机构，核心活动围绕知识生产、传播和评价来开展。在这个场域中，学术自由不是那种抽象的权利宣言，而是深深扎根于学者集体无意识里的实践准则，这种准则会深刻影响学者的思维模式以及行为逻辑。

这种核心惯习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因素造成。学术传统的代际传承是主要途径之一，前辈学者通过言传身教把追求真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递给后来者；系统化的学术训练也起到关键作用，研究生阶段的培养注重塑造自主研究能力，学者在反复的科研实践中会将探索精神内化为一种本能反应；学术共同体内的规范和评价体系会持续影响个体的行为倾向，对原创性研究的鼓励和对学术不端的排斥共同强化了学术自由的价值取向。

学术自由惯习在实践中会具体呈现出多层次的自主性。在研究环节，学者能够依据学术兴趣和专业判断自主选择研究课题和方法，不会受到非学术因素的过度干扰；在成果传播阶段，学者对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分享拥有自主把控的权力，能够按照学术规范进行表达；在学术评价过程中，学者更愿意以理性态度回应同行评议，把这当作促进知识进步的对话，而不是将其视为对个人权威的挑战。

和其他社会场域相比较，学术自由惯习具有很明显的区隔性特征。政治场域的核心惯习是服从，更着重强调层级和纪律；经济场域以效率为准则，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高等教育场域的学术自由惯习，核心在于坚守知识自主性，它超越了权力和资本的直接逻辑，构成了高等教育场域独立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维系其作为社会良知和思想灯塔的关键所在。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的实现并非抽象的价值宣称，而是切实扎根于行动者所具备的资本类型和数量的实践逻辑当中。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资本是行动者于特定社会空间里获取位置的关键资源，其形态与分布直接明确了学术自由的边界和可能性。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资本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这些资本一同构建起学术自由实践的物质基础和关系网络。

文化资本体现为学者的学术素养与专业知识体系，这是实现学术自由必要的前提条件。若不具备深厚的专业积累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所谓的自由研究就极易成为浅尝辄止的探索，很难产出具有独创性和穿透力的学术成果。因此文化资本的拥有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行动者开展自主探索的认知能力以及拥有的话语资格。社会资本体现在学术网络和同行认可方面，它为学术自由拓展了外部的发展空间。稳固且广泛的学术网络，能够为学者提供跨机构合作的机会、学术交流的平台以及成果传播的渠道，从而有效打破单一组织或者地域的限制，使得学者的思想观点在更广阔的领域里获得共鸣并得以发展。

经济资本在学术自由实践中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像科研经费、资源配置这类经济资本，是支持复杂研究项目启动和持续下去的物质保障，充足的资金让学者较少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能够从容地去选择有长远价值或者高风险的研究议题。然而如果经济资本的获取过度依赖市场逻辑或者外部干预，其逐利性和功利性就会对学术选题的自主性造成损害，会迫使研究者去迎合资助方的偏好，从而对学术自由形成实际的约束。符号资本指的是学术声望和权威地位，它是学术自由的权威强化因素。符号资本高的学者，其学术判断和研究方向更易得到同行和机构的信任与支持，在资源分配和研究议程设置方面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学术自由也因此能够获得更为坚实的制度方面的保障。

这四种资本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塑造出“资本类型 - 学术自由实践”的复杂逻辑模式。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之间常常存在明显的正向叠加效果，深厚的学术造诣是赢得学术声望的基础，而崇高的声望又能够反过来巩固学术自主的权威。与此同时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可能存在矛盾，过度追求经济资本可能会使学术目标出现偏差，对以纯粹求知为导向的文化资本积累造成损害。所以说，学者学术自由的实现程度，最终是由资本结构的均衡性以及各类型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理解这一实践逻辑，能够有助于揭示学术自由在现实当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也能够为营造更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学术生态环境提供具体的操作办法。

高等教育领域里，学术自由并非抽象的价值理念，而是权力主体之间不断博弈、动态构建出来的结果。其合法性基础源自布迪厄所讲的“权力场域”内部，依靠“象征权力”的运作来确立并且维持。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不同行动者围绕学术自由的界定权和解释权展开复杂的互动。

高等教育领域权力博弈主体形成了内外相互交织的结构。内部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掌握行政资源和制度话语权的高校管理层，另一类是实际践行学术自由的学者群体；外部主体包括提供政策引导以及财政支持的政府部门，还有通过资助、合作等方式施加影响的市场主体。各方博弈的核心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明确划分学术自由的边界，这涉及研究选题、言论发表等具体范围的界定；第二个层面是资源分配中的隐性权重，也就是学术自主权在经费、项目、人事等关键决策中的落实状况。这种博弈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在特定规则下持续寻求资本转化的一个过程。

学术自由的合法化机制围绕这个博弈过程建立起来，主要体现在制度、符号和实践这三个维度。制度合法化是基础保障，它借助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高校章程，把学术自由转化成明确的权利条款。就像《高等教育法》对高校自主办学权和教师学术权利作出的规定，就为学术自由提供了来自顶层设计的合法性依据。符号合法化由学术共同体主导，通过同行评议、在权威期刊发表文章、获得学术奖项等符号体系，不断生成并且强化关于学术自由的正当性观念，让追求真理、自主探索成为该领域内大家公认的一种“惯习”。实践合法化是最为坚实的支撑，学者通过产出具有创新性和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用无可争议的实践效果来证明学术自由是必要且有效的，从而在现实当中巩固学术自由的存在基础。

这些合法化机制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在权力博弈产生的矛盾中进行动态调整。要是政府行政干预过度扩张，就可能造成制度合法化出现异化，使得法律条文在实际执行的时候被搁置或者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学者群体可能会通过集体发声、组建学术联盟等方式，加强在符号层面的抵抗并且形成共识，推动学术共同体重新确认学术自由的价值，进而促使制度和实践层面回到正常的轨道。反过来说，要是学者滥用学术自由，脱离社会需求以及学术规范，市场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会通过制度渠道重新校准学术自由的边界。所以，学术自由的合法化是一个在权力制衡当中不断寻求动态平衡的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以保证学术自由能够在合适的范围内健康发展。

这项研究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对高等教育场域中的“学术自由”进行理论重构以及实践张力分析，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学术自由并非抽象的价值观念，而是在具体社会结构当中动态形成的实践关系。高等教育场域是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空间，其内部存在资本、惯习、权力等多种力量相互博弈，学术自由能够实现的程度与这些要素的互动情况紧密相关。从理论方面来讲，学术自由的本质是行动者在场域里争取话语权和资源分配能力的一种体现，其核心在于维持知识生产逻辑和外部权力逻辑的动态平衡。当学术资本在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学术自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当行政资本或者经济资本占据优势时，学术自由就会受到结构性的压制。

在实际情况中，高等教育场域里的学术自由呈现出明显的张力特征。这种张力主要在三个方面有所体现，分别是学术自主性和外部行政干预之间存在冲突，个体研究者的自由意志和学术共同体规范之间有矛盾，知识生产理想和资源获取现实之间存在落差。这些张力并非全是负面的，它们既是学术场域进行自我调整的动力，也是推动学术制度发生变革的催化剂。若要让学术自由实现良性发展，就需要建立起制度化的缓冲机制，通过明确权力边界、完善同行评议、强化教授治学等一系列办法，将张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这项研究为高等教育管理带来的实践启示是，保障学术自由不能仅仅依靠道德方面的呼吁，而是要建立基于场域规则的制度体系。高校管理者需要充分认识到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学术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尊重学术自主性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来引导学术资本进行健康积累。政策制定者则需要下功夫去优化高等教育场域的权力结构，减少非学术逻辑对知识生产的过度干预，从而为学术自由创造具有可持续性的制度环境。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高校场域里学术自由的差异化表现情况，以及数字时代技术资本对学术自由场域的重构作用究竟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