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累地造成”与“历史记忆”的对话：以顾颉刚古史辨派为中心的史学理论范式重构研究

本文一开始主要是要把这项研究的核心问题以及理论价值说清楚。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辨派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学派，该学派以“层累地造成”理论为基础，对传统中国古史体系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层累地造成”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古史形成并不是对真实历史的客观记录，而是不同时代的学者按照自身需求不断叠加、改造出来的，呈现出特别明显的阶段性累积特点。而“历史记忆”理论作为当代史学研究里重要的一种范式，它强调历史叙事具有建构性和选择性，着重关注社会群体怎样通过记忆来塑造对历史的认知。把“层累地造成”理论和“历史记忆”理论这两种理论放在同一个研究框架当中开展对话，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古史辨派的学术价值，还可以为当代史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非常重要的启发。

具体的研究从三个方面来开展。一方面梳理“层累地造成”理论的基本内容以及该理论在古史辨派中的实际应用情况；另一方面分析“历史记忆”理论的核心原理以及它的学术发展脉络；最后探讨“层累地造成”理论和“历史记忆”理论二者在方法论上相互契合的地方以及互补的关系。这种跨范式的理论对话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传统史学研究里线性进化观所带来的束缚，还能够为理解历史叙事的复杂性提供更多元的解释工具。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重新评估古史辨派在现代史学转型过程当中的地位，也能够推动中国史学理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实现本土化的建构。这项研究的价值还体现在探索出一条可以融合传统学术资源与当代理论创新的路径，从而为史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考方向。

“层累地造成”是顾颉刚古史辨派的核心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深刻体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史学研究范式发生了转变。当时传统古史体系面临着系统性的危机，顾颉刚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文献记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进而发现古史叙述有着明显的时代叠加特点，这表明中国古史并非是客观真实的线性记录，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根据时代需求不断构建出来的结果。

从史学内涵方面来看，“层累”现象在三个方面有所体现。首先古史的时间范围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延长，周代人心中的古史仅仅到夏商时期，而到了汉代却追溯到了黄帝、伏羲。其次历史人物的形象会如同滚雪球一般不断丰富，尧舜禹从最开始的部落首领，逐渐变成了完美的圣王榜样。古史体系的结构变得越来越严密，原本零散的传说逐渐整合成为有内在逻辑的帝王世系。这类层累现象遵循着两条规律，那就是“时代越晚，传说的古史期越长”以及“时代越晚，传说中的核心人物形象越宏大”，本质上体现出不同时期社会观念对历史叙述所产生的塑造影响。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分析，“层累说”在两个方面对传统史学有了突破。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层累说”通过“打破民族源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历来一统的观念”等具体的方法，对传统古史的一元化叙述进行了拆解，为从多元视角重构史学开辟出了道路。在理论层面，“层累说”彻底改变了“信古”范式之下的文献观念，把史料批判提升到了历史哲学的层面，要求研究者去辨析史料的形成过程，而不能只是简单地接受史料的内容。然而这种激进的疑古态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风险，过度强调拆解可能会忽视历史的连续性，甚至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之中。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为后来与“历史记忆”理论展开对话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

“历史记忆”理论属于当代史学研究里重要的范式，它的重点是关注过去如何被社会群体记忆、表述以及建构。这个理论的起源能追溯到很久之前，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这样看来，“历史记忆”理论和哈布瓦赫关系很大。哈布瓦赫说过，记忆不是简简单单地对过去事件进行被动复制或者只是一种单纯的心理活动，而是一个主动的社会建构过程。而这种建构在当下的社会框架里有着深深的根基，会受到特定群体现实需求影响，会受到权力关系影响，还会受到价值取向影响。因为这样的影响存在，所以任何关于过去的回忆都不可避免地带着社会和时代的印记，并且是服务于当下的功能性产物。

在哈布瓦赫把基础奠定之后，“历史记忆”理论得到了更进一步、更加深入的发展以及延伸。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了“记忆场所”（lieux de mémoire）这样一个关键概念。他指出记忆的延续通常需要依靠具体的物质载体或者非物质载体，比如纪念碑是一种物质载体，档案馆是一种物质载体，节庆仪式是非物质载体，甚至文本也是一种载体。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场所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社会为了固定记忆、对抗遗忘而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还有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他从时间这个角度出发，区分了“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其中前者指的是通过日常交往来传递的、鲜活的短期记忆，一般来说不会超过三代人；后者指的是通过文字、典礼等制度化载体进行长期稳定传承的、构成群体身份基础的记忆形式。

结合上面所说的这些理论发展情况，能够总结出“历史记忆”研究的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是记忆的建构主体，也就是去探究记忆是由谁来主导和生产的，这里面涉及到不同层级的力量较量，像个体层面、特定社会群体层面，甚至还会涉及到国家层面。第二个核心问题是记忆的动态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很多方面，有对历史信息的选择性突出，有按照现实需求重新进行诠释，还有有意或者无意的遗忘。第三个核心问题是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复杂互动关系，具体来说，社会记忆会深刻影响历史学家对过去的叙述和解读，而专业历史研究成果也能够反过来补充、修正甚至重塑社会主流记忆。

为了能够系统地开展研究工作，“历史记忆”理论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分析框架以供运用。研究者可以先从记忆载体开始入手进行分析，去看看文献档案这种媒介是怎样承载和传递记忆的，瞧瞧口述传统这种媒介是怎样承载和传递记忆的，看看物质遗存这种媒介是怎样承载和传递记忆的。其次要把记忆放在它产生的具体情境中去进行考察，要考察背后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要考察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要考察背后的文化氛围是如何的。除此之外，还要深入地去分析记忆的社会功能，去探究记忆在塑造群体身份认同这些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实际作用，看看在论证政权合法性这些方面到底有什么作用，瞧瞧在维持社会凝聚这些方面能够起到什么实际作用。这套分析工具，为后续和顾颉刚“层累说”进行深入对话打下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顾颉刚的“层累说”和“历史记忆”理论处于不同学术背景。但二者内在逻辑有明显兼容性，这为理论对话提供基础。从本体论角度，两者都突破把历史当作客观实在的传统认识，强调历史具有建构性本质。“层累说”觉得古史是历代不断叠加、改造形成类似地层累积叙事结构的产物；“历史记忆”理论指出记忆本质是社会对过去的主动建构而非被动记录。因为两者都认可“历史/记忆建构性”，所以这成为两种理论范式对话的根本前提。

在认识论角度，两者对历史认知过程的理解能互补。“层累说”关注文本演变内在逻辑，通过梳理文献增删改易过程来揭示历史叙事形成轨迹；“历史记忆”理论侧重分析记忆建构社会机制，探讨权力、仪式、社群认同等因素怎样塑造集体记忆。“层累说”提供精细的文本分析方法，“历史记忆”理论补充社会维度的解释框架，把二者结合起来能够构建更完整的认知模型。

在方法论层面存在差异，这进一步体现对话有价值。“层累说”以传统文献考证为核心，注重版本校勘、源流辨析等实证手段；“历史记忆”理论融合社会学、人类学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史料等途径探究记忆的实践过程。这种差异成了跨学科研究的契机，文献考证能为记忆研究提供坚实的历史坐标，社会文化分析能揭示文本背后的动力机制。

当然，不能忽视两者存在的差异。“层累说”主要局限于古史文本演变研究，“历史记忆”理论涉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就是这种差异让对话有必要，“层累说”可借助“历史记忆”理论拓展社会视野，从而理解文本变迁背后的集体心理；“历史记忆”理论能借鉴“层累说”的文本分析方法，进而提升历史叙事研究的精确性。这种相互补充不仅能克服单一范式的局限，还为史学理论的范式重构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这项研究聚焦于探究“层累地造成”和“历史记忆”这两种史学方法论范式的内在联系与互补特性。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理论，实际上是对历史文本形成过程进行动态解构，此理论强调历史叙述并非是对客观事实的简单复制，而是不同时代观念和权力关系层层叠加所产生的结果。该理论的核心原理是依靠文献考据以及逻辑推演，把后世添加的内容去除掉，从而将历史叙述最初的样子还原出来。在操作方法方面，“层累地造成”理论通常包含对文献版本进行比对、剖析叙事结构以及考证时代背景等工作，其实际应用价值在于为古史研究提供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辨伪办法。但这种范式存在一定不足，就是对历史文本的社会功能和群体心理机制关注程度不够，而“历史记忆”理论的引入恰好能够弥补这一不足。

“历史记忆”理论着重关注历史叙述的传承以及变迁过程，强调记忆具备主体性、选择性和建构性这些特点。在操作方法上，“历史记忆”理论常常结合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相关手段，通过开展口述史工作、进行仪式分析等方式，来探讨记忆是如何被集体塑造以及利用的。这两种理论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从文本批判一直到文化阐释的完整链条，“层累地造成”理论解决了历史叙述的“真伪”方面的问题，“历史记忆”理论则对叙述“为何这样”的内在动力作出了解释。这种范式重构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它不但加深了古史研究在解释方面的深度，而且为当代社会去理解历史、建构身份认同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发，同时也反映出史学理论从单一地追求客观性朝着兼顾社会关怀这一方向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