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的层累性与历史叙事的建构——以近代中国地方志修撰中的"乡贤书写"为例

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该理论为解读历史叙事的建构过程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此理论核心是划分出两种不同的记忆类型，即“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是个体与群体在日常互动里自然形成的短期记忆，这种记忆会随着亲历者的世代更替而逐渐消失，通常其生命周期不超过八十年。而文化记忆不一样，它是社会或群体依靠制度化的仪式、文本、纪念碑等载体保存下来的长期记忆，文化记忆突破了具体个体生命的局限，成为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础。并且文化记忆的传承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完成的，需要依靠特定的“记忆场域”，这些场域有可能是具体的物质空间，也有可能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它们为记忆的存储和再现提供了稳定的框架。

在文化记忆的形成和传承这件事情当中，“回忆的型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回忆的型构”不是被动地去复制过去的事实，而是一个主动的、带有选择性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对记忆内容进行筛选、重组以及阐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当下身份认同的需要，同时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回忆的型构”会借助特定的叙事策略和符号编码，把那些零散的历史素材整合成为连贯且有意义的过去。这种建构特性表明，历史叙事的呈现形式会受到特定时代权力结构、价值观念以及知识背景的深刻影响，它是不同社会力量博弈和协商之后的结果。

将扬·阿斯曼的理论框架应用到近代中国地方志修撰的具体情境里面，尤其是在分析“乡贤书写”的时候，能够展现出很强的适用性。地方志作为制度化的文本载体，本身就是典型的“记忆场域”。修撰者对乡贤人物进行挑选，对他们的事迹进行记录和评价，这些正是“回忆的型构”的具体体现。修撰者不会只是简单地把地方名士罗列出来，而是会根据特定的道德标准、家族势力或者政治需求，主动地去建构乡贤记忆。他们会通过突出某些人物和事迹，同时掩盖或者淡化其他内容，来塑造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地方精英理想的乡贤群体形象。这一过程很清楚地显示出，地方志里的乡贤叙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记忆生产活动，其根本目的是强化地方文化认同，为现实社会秩序提供历史合法性支持，同时也为后续章节的实践分析打下了理论基础。

地方志是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其核心作用在于保存和固定地方文化记忆。从保存载体功能来讲，地方志凭借规范体例以及严谨的内容编排，搭建起一套系统的记忆保存体系。在体例设置方面，地方志通常采用纪、传、表、志、图等多种结构，将分散的地方人事、风俗故事、典章制度等整合到统一的叙述框架之中。就比如“人物志”“乡贤传”这类专门章节，会以给特定人物撰写传记的方式，把地方精英的良好言行、道德功绩记录下来，使得这些内容能够突破个人寿命的限制，转变为后代可以传颂的集体记忆符号。这些记载并非是随意堆积史料，而是要经过筛选、提炼并且重新赋予价值这样一个构建过程，如此一来，就能保证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记忆内容得到有效保存，进而代代相传下去。

进一步来看，地方志和德国学者阿斯曼提出的“记忆场域”理论相符合，它不只是静态地保存记忆，更是一个充满动态且具有张力的社会空间。作为由官方主导编写的文献，地方志天生就带有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印记，其内容的选择以及叙述的倾向都体现出权力对记忆的规范。然而修撰地方志也无法完全脱离地方社会环境。地方精英也就是乡贤群体，常常会凭借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资源，深度参与志书的编写和修改工作，目的是把家族或者地域的荣誉与故事融入到官方文献里面。与此同时民众的口头传说、民间信仰、集体习俗等非正规记忆，也有可能通过编写者收集民间素材然后进行记录，从而间接进入到地方志的内容当中。这样一来，地方志成了多方记忆进行博弈和协商的场所。官方、地方精英和民众在这个空间里围绕历史解释权展开互动，既会有融合吸收的情况，也会存在冲突妥协的现象。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中介作用，地方志能够整合不同来源的记忆片段，最终形成一套相对稳定、被地方社会广泛认可的历史叙述，在文化记忆的传承和重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文化记忆的层累性是动态特性，它是指历史记忆在不同时期传承时持续叠加和筛选、不断累积与重构的过程，说明记忆并非静态的历史碎片，而是随时代变化不断被塑造的有机整体。在近代中国地方志修撰“乡贤书写”实践里，这种层累性通过叠加机制和筛选机制这两种核心机制交织运作体现出来。

叠加机制展现记忆纵向延续特点，晚清时期地方志修撰者通常把前代志书的乡贤名录作为地方历史记忆基础来沿用，后来的修撰者会依据新发现的史料或者当时的时代需求，对前代记录的乡贤事迹进行补充、修改或者重新解读。例如某位清代乡贤，在晚清志书中可能仅仅被简单记载成“孝子”，到了民国时期，修撰者可能会挖掘他兴办新式学堂的经历，将其塑造为既具有传统美德又具备现代精神的典范。这种叠加并非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通过有选择的增补和叙事重构，让历史记忆持续丰富起来，使其层次变得更加复杂。

筛选机制反映记忆建构中的时代选择倾向，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转型，救亡图存、地方自治等时代主题深刻影响着乡贤书写的价值导向。晚清修撰者筛选乡贤时更看重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品行，像是忠孝节义这类传统美德，到了民国时期，修撰者则更倾向于选择对地方有现代性贡献的人物，比如兴办实业、推广教育或者参与地方治理的精英。这种筛选本质上是权力与文化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修撰者通过突出或者隐藏某些记忆，塑造符合当下需求的地方认同。例如一些在晚清因为科举成就被载入方志的乡贤，到了民国重修时可能就不再被重视，取而代之的是推动地方现代化的新式人物。

叠加机制和筛选机制这两种机制共同构成了地方志乡贤书写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历史记忆不断地进行纵向的延续和累积，另一方面又会根据时代的需求进行筛选和调整。通过这样的方式，地方志中的乡贤书写既能够保留和传承地方的历史文化记忆，又能够适应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从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演变和发展，在展现地方独特文化风貌的同时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和发展导向。

传统地方志里乡贤书写关键在于乡贤标准的界定有明显变化，这一变化深刻体现时代价值的重构。传统乡贤标准严格依照儒家伦理框架，以“孝悌忠信”“德行卓著”作为核心评判尺度。编纂者将乡贤塑造为道德楷模，入选资格主要依据是否具备高尚品德以及是否有被广泛称赞的善行义举。这套标准体系重视个人道德自律和社会教化作用，乡贤形象被赋予维持地方秩序、传承儒家文化的象征意义。

到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时期，乡贤界定标准从单一道德维度转变为多元社会维度。其实质是乡贤角色从道德楷模转变为地方精英。新式乡贤评判标准不再仅关注传统德行，还涵盖对地方事务的深入参与以及推动社会近代化的实际贡献。在《无锡金匮县志》续修时，许多兴办新式学堂、创办民族实业的地方士绅被收入乡贤名录，入选理由明确写着“兴学育才”“经世致用”。《上海县续志》同样打破传统体例，把参与市政建设、推动地方自治的商界人士列入乡贤，突出他们对近代城市发展的实际影响。

这种标准变化背后存在深刻的时代原因。西学传入带来思想冲击，使得地方志编纂者重新思考“贤”的含义；民族危机中的救亡运动，将“经世致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地方自治运动兴起，进一步强化了对参与地方公共事务者的价值认可。乡贤书写不再只是简单罗列道德符号，而是成为构建地方近代化叙事的重要载体。通过重新设定乡贤标准，地方志编纂者既回应了时代变革的实际需求，又为地方社会树立了符合近代化潮流的新型精英榜样，达成了历史叙事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并且，这种融合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结合，它是在时代背景下经过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有机统一，对于地方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有着深远且持续的意义。它促使地方社会在近代化进程中能够更好地适应变化，以新的标准和榜样推动自身不断向前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具有时代特色的印记。

地方志里的“类传”是一种传统叙事方式，它把有相似特点或者事迹的人物归在一起进行整理，进而形成如“忠义传”“循吏传”“乡贤传”这样的专题章节。这种传统叙事方式展现出中国传统史学的分类思路，并且在历史叙述当中起到价值引导和身份认同的作用。

到了近代，修地方志时在保留“类传”框架的情况下，对叙事方法做系统调整以便适应时代变化和社会需要。在纪传体结构里，传主事迹的编排逻辑产生明显变化。传统方志大多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列人物的，而近代修志则更倾向于把人物事迹按照类型划分，比如教育、实业、公益等类别，这样能让乡贤的贡献更契合当时的时代需求。就像民国时期的某本县志，把乡贤分成“兴学者”“办实业者”“济贫者”等几类进行编排，这特别体现出近代社会对专业能力和实际价值的重视。

叙事视角的转变是近代“乡贤书写”很核心的特点。传统方志大多是从官方角度出发，着重强调乡贤对皇权的忠诚以及教化作用，近代修志则转变到地方视角，重点展现乡贤和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例如某县志在写乡贤办新式学堂时，不但详细地讲述了办学的过程，而且具体说明了学费减免、课程安排等方面对当地百姓产生的实际影响，这使得叙述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具有说服力。这种视角的变化增强了地方认同感，让乡贤形象从抽象的道德符号转变为具体的社会贡献者。

叙事语言的调整同样体现出时代特色。近代方志使用了许多像“科学”“实业”“公民”这样的新词，还特意强调“实学”“实效”等务实的理念。某县志在写乡贤修水利时，运用了“测绘”“施工”“效益”等字词，取代了传统方志里“德感天地”“功盖千秋”这类夸张的说法，让叙述变得更加理性，也更能够被验证。这种语言风格既符合近代知识体系构建的需求，又为塑造地方精英形象提供话语支持。

经过这些调整，近代地方志的“乡贤书写”不只是持续记录历史，还成为构建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叙事方式的选择让乡贤形象既保留传统道德价值，又体现近代社会变革的要求，能够有效增强地方凝聚力，还为新兴精英阶层提供合法的叙事依据。这种叙事方法的作用在于，它通过规范的人物评价体系和传播方式，把个人事迹转化为集体记忆，为地方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参考。

近代地方志里的“乡贤书写”有个明显特点，在进行历史叙事建构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到事实与虚构之间存在的张力情况。这里所说的“事实”指的是乡贤生平当中能够去查证、有客观依据可以证明的真实事迹内容；而“虚构”是修撰者带着特定的价值倾向，对原始材料进行润色处理、增补内容甚至重新进行塑造之后所产生的结果。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是绝对清晰明确的，在实际的修撰过程里常常呈现出一种动态且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情形。

对乡贤传的文本进行分析能够发现，对乡贤形象进行塑造和美化主要依靠三种策略。第一种策略是“事实重构”，修撰者在整理乡贤生平材料的过程中，会有选择性地进行记录，特意把符合时代需求或者地方利益的部分突出展现出来，而对其他的内容则采取淡化或者忽略的方式，这样塑造出来的乡贤形象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特征。第二种策略是“道德拔高”，修撰者会把乡贤的具体行为和儒家伦理、民族大义这些宏大的价值观联系到一起，通过附会和阐释等手段，将个人品德提升到道德典范的高度层面，以此来增强其教化的作用效果。第三种策略是“想象性增补”，修撰者常常以事实作为基础去添加一些虚构的细节内容，例如描写乡贤和地方百姓互动的具体场景，编造乡贤应对突发危机时的英勇事迹等，从而让故事更具有感染力，让人物更具备传奇色彩。

这种张力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修撰者的身份立场会对他们的价值判断以及叙事倾向产生影响；地方社会通过进行乡贤书写，想要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固化集体的记忆；官方意识形态介入其中又给这种乡贤书写确定了明确的规范和导向。事实和虚构之间存在博弈，使得乡贤叙事既保留了一些历史真实的内核部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人为建构的痕迹印记，而这正好体现出了历史书写当中客观记录与主观创造之间永恒存在的矛盾情况。

近代中国开展地方志编修工作，“乡贤书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构建方式。这种方式显著展现出历史叙事的层累特征与动态变化情况。当去梳理地方志里的乡贤事迹时可以发现，“乡贤书写”这一过程并非只是简单地记录事实，而是如同经过多轮挑选、整合以及解读的文化活动。塑造乡贤形象一般存在明确的标准，其核心为儒家伦理，并且十分看重道德榜样作用和社会贡献这两个方面。由于有这样标准化的操作，“乡贤书写”成为了地方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托。

在实际进行编修的时候，地方士绅和官员会开展查阅档案、收集口述资料、考证文献等工作，将原本零散的个人记忆整理成为系统的集体记忆。更为关键的是，要通过反复讲述以及强化这些内容，构建出与主流价值观相符合的地方历史画面。“乡贤书写”的意义不只是保存地方历史资料，更为关键的是它借助有选择的记忆和遗忘，塑造了地域文化的精神核心。

不同时期的“乡贤书写”都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印记。就像从晚清到民国这个阶段，乡贤形象逐渐从传统道德榜样转变为既有传统又具备近代意识的精英。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表明“乡贤书写”既是文化记忆逐步积累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历史叙事构建机制的生动体现。对“乡贤书写”进行研究，不仅能够弄清楚地方文化的形成逻辑，还能够从微观的角度帮助人们去理解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对“乡贤书写”的具体规范和变化过程开展系统分析，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文化记忆和历史叙事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而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地域文化认同是如何构建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