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宋代士人阶层的历史书写与身份认同建构研究

研究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文化记忆理论是重要框架。它可以帮人们理解宋代士人阶层的历史书写，给出独特视角。文化记忆理论表明，记忆不只是像存储信息那样容易，它要借助符号、文本、仪式之类的媒介，经历被有选择地建构以及传递的过程。宋代士人阶层属于当时社会的文化精英，他们在进行历史书写时，一方面是在记录过去发生的那些事件，另一方面也是在主动塑造自身所在群体的身份。

这个过程有三个关键步骤。宋代士人阶层会通过修史、撰文等途径，来挑选和他们阶层价值观相符合的历史素材。他们还会利用科举制度、书院讲学等方式，让记忆传播得更有效果。并且，他们会借助家谱、墓志铭等私人书写的形式，让群体内部的认同感得到巩固。历史书写和身份认同存在这样一种互动机制，这为宋代文化传承奠定了基础，能让后世更加清晰地明白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用文化记忆理论分析宋代士人的历史书写，能让大家了解传统社会里知识阶层是怎么通过文本生产对文化权威进行维护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当代文化传承和身份建构方面的问题也能带来一些启发。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对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进行区分。交往记忆是在日常互动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随着那些亲身经历过相应事情的人的离世，交往记忆会逐渐地消失不见。而文化记忆是借助具有制度化、有着符号化特点的载体来实现长期传承的，并且会成为群体的精神基础。文化记忆的载体包含文字档案、仪式活动、空间场所等不同的类型，这些各种各样的载体共同构成了记忆的物质化以及符号化的网络。集体记忆的建构机制存在“选择性”的特点，特定的历史事件以及相关叙事会得到强化、被固定下来，而其他的内容则会被削弱，或者是直接被遗忘，这种情况直接对群体的身份认知产生影响。

宋代士人阶层的历史书写实践和文化记忆理论存在高度的理论契合。历史书写是士人阶层对过去进行记录以及诠释的主要方式，本身是属于文化记忆的核心载体。史著、笔记、墓志铭等这些文本形态，都具备记忆存储以及传递的功能。士人群体所具有的集体特征和文化记忆的集体属性是天然相匹配的，他们依靠共同拥有的书写传统以及价值观念，形成了稳定的记忆共同体。文化记忆所具有的“选择性建构”特性和士人身份认同的动态性存在关联。士人会对历史素材进行筛选、编排，不断地重新塑造阶层定位和文化立场，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实现身份认同的再生产。文化记忆理论是解析宋代士人历史书写深层逻辑以及身份认同建构的合适理论框架。

宋代士人阶层不断壮大，这是推动历史书写模式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北宋时期，科举制度持续发展，其中糊名誊录法的实施意义重大，它彻底打破了门阀对于仕途的长期垄断。这样一来，中下层读书人有了机会，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权力中心，慢慢地以文官为主的统治群体就形成了。社会结构出现这样的变化之后，新的历史观念应运而生。此时，不再满足于仅仅是官方历史被动记录者角色，而是开始主动参与历史书写。

唐代史学以《通典》为代表，它的侧重点在于政治教化功能。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资治通鉴》和《新五代史》同时存在，官修史书和私人撰述相互补充，最终形成了多元发展的局面。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的时候，第一次运用“春秋笔法”进行道德评判。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开创了编年体通史的新形式。这两部著作都展现出士人将个人价值判断融入历史书写所付出的努力。

这种转型主要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历史书写的参与者范围扩大了，从专职史官扩展到士大夫群体。其次记录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朝政大事，开始把士人日常活动和精神世界也纳入其中。史书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从单纯辅助政务，逐渐发展成为兼具文化传承和身份建构功能的载体。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转变，历史书写成为士人阶层确立自身在文化方面主导地位的一种重要方式。重新构建历史叙述，让士人阶层不仅掌握了对传统的解释权，还完成了自身作为文化传承者的身份塑造。

《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是宋代士人阶层通过历史书写塑造集体记忆的典型体现。这部伟大巨著的诞生存在两个重要的推动原因。一方面是司马光自身存在政治方面的诉求，另一方面是宋代有着“以史为鉴”这样的治国理念。在这两个因素共同驱动的情况下，《资治通鉴》不再仅仅是简单地把史实汇总在一起，而更像是一套经过了非常精心设计的记忆操作系统。

编纂团队运用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方法，也就是通过选择特定的时间框架，将复杂多样的历史事件梳理成为“治乱兴衰”这样具有线性特征的脉络，从而为士人群体打造出一套能够用来理解历史规律的标准模型。在具体进行操作的时候，由司马光带领的编纂团队会严格依照儒家伦理来对历史人物作出评判。就拿叙述“玄武门之变”这个历史事件来说，会特意着重强调李世民行为不具有正统性这一情况，通过这样的做法来强化君臣纲常方面的道德规范。

这样的叙事方式达成了“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鉴戒目的，并且还通过不断地展现忠臣与奸臣之间的对比、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在士人心中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自己责任的身份意识。宋代士人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不只是单纯地学习历史知识，更像是参与到一场集体记忆的构建活动当中。这个构建集体记忆的过程对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最终使得士人阶层确立了自己作为文化传承者和社会治理者的身份认同。

欧阳修史学思考围绕儒家伦理开展。历史记录的重要作用是传递道德教化。欧阳修延续“春秋笔法”传统，用历史记载褒扬善行、批判恶行，通过史实传递是非善恶标准。同时欧阳修特别关注“正统性”问题，提出历史叙述要清晰界定政权的合法依据和道义根基，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这些理念在《新五代史》中得到充分展现，成为他历史记忆构建的理论支撑。

在体例方面，《新五代史》进行了创新。它把五代政权置于本纪部分，将十国归入世家，通过这样的安排来区分正统与非正统政权。并且，欧阳修自创“呜呼”体史论，用感慨悲凉的笔调直接表达内心想法，在叙述历史过程中融入鲜明的道德评价。例如批评冯道先后效力四个朝代，着重刻画冯道“没有廉耻”的形象，以此提醒后人要从中吸取教训。欧阳修在评价五代人物时一直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作为标准，比如称赞王彦章忠诚勇敢且为国牺牲，批评朱温残暴地篡夺政权，从而形成了明确的伦理导向。

这种构建历史记忆的方式对宋代士人的身份认知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随着《新五代史》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流传开来，儒家伦理慢慢地成为士人群体的核心价值观念，这进一步强化了宋代士人作为“道德承担者”的自觉意识。与《旧五代史》注重客观记录不一样的是，《新五代史》带有主观色彩的叙述具备更强的建构性，它不但重新塑造了五代时期的历史记忆，还对宋代士人注重气节、推崇道义的精神品格产生了影响。

宋代，士人阶层记录日常记忆会用私家修史和笔记小说这两种载体，其内容特点与官方史书叙述明显不同。

诸如《东都事略》《隆平集》这类私家所修的史书，虽依照传统史书写法，但更关注士人阶层政治活动以及学术思想，从非官方角度对历史细节进行了补充。而《归田录》《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这些笔记小说，采用零散且个人化的方式记录士人聚会、生活趣味还有社会观察，将这些内容拼凑起来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日常记忆画面。

书写这些日常记忆的过程，实际上是士人阶层建立自身身份认同的一种实践方式。书写学术聚会和诗文互动能够突出士人作为“文人”的文化身份；详细记录政治建议和做官经历可以强化他们“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对社会现象进行批评性记录则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官修史书主要记录重大政治事件，属于集体性的叙述。私家修史和笔记小说借助个人化的日常记忆，补充了历史记录的角度，让士人身份认同具备了更多层次。这些不同的记忆书写方式共同拼凑出宋代士人阶层身份认同的完整画面，既将他们的政治属性展现出来，又突出了文化个性和社会关怀。

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来考察宋代士人阶层的历史书写以及身份认同建构的情况。可以发现历史书写不只是一种用于记录过去的方式，它更是构建群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非常关键的途径。文化记忆理论表明，记忆会借助符号化的文本、还有仪式或者物质载体来进行持续不断的传承。宋代士人通过修史、开展著述活动、撰写碑铭等多种方式，积极主动地塑造出包含儒家道统与士人精神的集体记忆。这一过程的根本逻辑是，历史书写当中存在带有选择性的叙事以及价值判断，这些能够把特定的事件或者人物转化成为文化符号，进而增强士阶层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宋代士人先是通过像《资治通鉴》这类编年体史书来确立历史叙事的权威地位，之后借助书院讲学、诗文唱和等各种各样的活动来传播这些记忆，最终形成了以“道”作为核心的士人共同体。这种书写实践的实际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巩固了士阶层在政治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为后世提供了道德评判和行为范式方面的参考依据。

研究还能发现，宋代士人的历史书写并非是单纯地去还原历史，而是通过记忆的再生产，实现了身份认同的动态构建，这种机制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