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背景下的金融交易税的实践及其两难选择

金融交易税 （ Financia Transaction Tax，简称 FTT） 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在1972 年首次提出的，是指一国政府为了特殊目的以特定类型金融资产的交易行为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税，其计征基础是特定金融资产的交易金额，目的是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性。金融交易税可以增加一国的财政收入，但在更多的情况下，政府开征金融交易税的目的是通过税收增加金融交易的成本，以遏制市场投机，减少市场波动，从而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一、金融交易税的由来及最新进展。

早在 1694 年，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份交易就被征收印花税。这是金融交易税较早的记录。在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也曾提出，通过实施金融交易税以增加股票的投机成本，抑制过度的投机行为。1972 年，詹姆斯·托宾提出以著名的 “托宾税”抑制频繁的投机性外汇交易，减轻投机交易对汇率的影响。托宾认为，“商品和劳务对于国际价格信号的反应速度远远慢于流动资金对于国际价格的反应速度，由此商品和劳务价格的变动速度要远远慢于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速度 （ 包括汇率） ，因此放慢金融市场的反应速度对于稳定现实的经济是绝对必要的，以较小比例的征税可以使金融市场的反应速度放慢。”〔1〕由于受到技术手段的限制，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各国政府出现了减少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倾向，托宾税的征收范围非常有限。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托宾税理论。1995 年，斯潘构造出一个低税率和高税率相结合的双层税率结构，也就是在正常外汇交易中实行低税率，在投机外汇交易中则加上一个汇率附加费，实行高税率。在正常交易中，这种高税率处于休眠状态，如果出现投机时，高税率才被激活。〔2〕正常交易和投机交易在理论上容易说明，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则是一个很大的技术性难题。Bi-anconi 通过分析外汇市场信息充分程度与托宾税对市场影响之间的关系，部分解决了这一难题。〔3〕此外，有的学者讨论了托宾税效应和市场规模的关系，认为征收托宾税在小规模市场中较为有效。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很多国家先后爆发了经济金融危机，尤其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及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各异，原因也不尽相同，但各国共同认为频繁的投机性交易是一个主要诱因。基于此，政界和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金融交易税的特殊意义，对金融交易税的研究逐步系统化，并从实证角度加以考察分析。Habermeier等发现，交易税虽然具有稳定市场预期、防止过度投机的作用，但同时也降低了市场效率，并产生了一定的风险。〔4〕Westerhoff 等的研究认为，在一个市场征收金融交易税会降低该市场价格波动，但同时又会增加其它市场的波动，具有明显的 “跷跷板效应”。如果对两个市场都征收统一交易税，则两个市场都会趋于稳定。〔5〕Honohan 等通过对衍生工具的分析发现，由于金融部门膨胀过度，大规模的、高弹性的衍生产品难以有效抑制，由此引起金融危机。〔6〕Hem-megarn 等借助金融市场的分析认为，金融交易税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只有保持税收中性，完善征税系统，降低投资者的杠杆比率，限制投机资本的大规模流动，才能降低金融市场的风险。〔7〕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如 Lanne 等认为，交易税有可能放大市场的波动，尤其是在对市场参与者的惩罚上，有信息的市场参与者比无信息的市场参与者接受更多的惩罚，这反而加大了市场的波动。〔8〕次贷危机之后，金融交易税的理论拓展在美国找到了很好的用武之地。2009 年，美国俄勒冈州议员彼得·德法兹奥出于增加就业、减少赤字的目的，提出对股票及其衍生品交易征收 0. 02% －0. 25%的税收。本文拟以欧债危机为背景，分析金融交易税在欧盟发展的主要历程及其实施的两难选择，讨论欧债危机的现实困境下金融交易税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地探讨欧债危机在全球治理机制方向的可能出路。

二、欧债危机背景下金融交易税的实践。

发端于 2009 年末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已由单一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演变为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进而发展为影响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复苏的一场 “债务风暴”。一般认为，欧债危机是由于欧元区分散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货币政策之间的二元矛盾，欧元区不同主权国家形成了货币同盟，但没有形成财政同盟，各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造成财政入不敷出而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因此，增加金融交易成本、遏制投机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稳定，便进入了施政者的视野。基于此，主导欧元区政策走向的法德两国积极推动实施金融交易税便是应有之义。

1. 法国率先实施金融交易税的实践。法国和德国是欧盟最大的两个成员国。尽管两国计划的金融交易税所得用途有所不同，但两国都积极号召在 “二十国集团 （ G20） ”征收金融交易税，预防金融风险，避免市场波动，共同推动欧盟成为征收金融交易税的先行者。2011 年，法国出任 “二十国集团”和 “八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2012年，法国成为欧盟第一个引入金融交易税的国家。2012 年1 月 29 日，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宣布一揽子经济改革措施，其中便包括对所有涉及法国最大公司的股票交易征收 0. 1%的交易税。2012 年 7 月 19 日，法国最终通过 2012 年 《财政法案修正案》，包括对股票等交易开征 0. 01% － 0. 2% 的金融交易税。

表1 各方对征收金融交易税的观点

2. 各国对实施金融交易税的分歧。各国政府在征收金融交易税这一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议。“二十国集团”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对在全球范围内征收金融交易税进行可行性研究，但欧盟内部的金融市场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化，“二十国集团”成员对统一征收金融交易税分歧较大。英国和瑞典等非欧元区国家一直反对征收金融交易税。即使是在欧元区 17 国中，也存在着反对的声音，荷兰表现尤其明显。德国和法国的建议并未获得有效支持。

2012 年 10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宣布，批准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 10 个欧元区国家提出的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提议。征收金融交易税不仅为身陷债务泥潭中的成员国筹集了部分资金，有效增加了欧盟的财政收入，而且，由金融行业来分担债务也是极其公平的。

依据欧盟规定，只要有欧盟 27 国的 1/3，也就是得到9 个以上欧盟国家的支持，即可启动 “强化合作” 程序，在得到其他欧盟国家和欧洲议会批准的前提下，可以让这一部分国家先行实施，由这些国家组建 “联盟”，在 “联盟”内部统一开征金融交易税。

三、金融交易税对金融市场的两难选择。

2012 年，尽管欧盟未就征收金融交易税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法国开始征收金融交易税，使得学术界重新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征收金融交易税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可能对金融市场的交易产生一定的影响。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普罗特认为，金融交易税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征收才有意义，仅法国一国实施，将导致资本外流，使法国金融业竞争力下降。〔9〕法兰西银行行长克里斯安·诺耶则认为，欧元区是世界上金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元区是真正的单一金融市场，更是真正的单一金融体系。融合的金融市场给欧洲带来了重大利益。资本流向边缘国家，推动当地投资和经济增长，金融一体化为更广泛的贸易和经济交流提供支持并奠定基础。〔11〕。

毫无疑问，征收金融交易税对提高市场效率、防范市场剧烈波动具有积极意义。（ 1） 金融交易税能有效抑制金融交易中的短期投机行为。这是法国等支持该税种的国家最重要的目的。一般来说，短期交易虽然可以增加市场的活跃程度，但是在市场并不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并不需要通过短期交易来改善流动性问题，而且，短期交易的投机性令市场波动更频繁，风险更大。由于短期交易，特别是高频交易，对交易成本非常敏感，如果征收金融交易税，有利于抑制短期交易，降低市场的波动性。 （ 2） 金融交易税是政府实现资本管制的政策性手段。自从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后的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等国家先后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大量的投资资本以各种形式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经济体，资本频繁、大规模的流动，使得资本流出国和流入国的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波动，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崩溃的风险。（ 3） 金融交易税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潜在来源。金融交易税具有低税率、宽税基、课税对象广的特点，并且交易频繁，规模巨大，带来的税收可以有效增加财政收入，推动欧元区走出债务泥潭，实现经济增长。法国政府预估，征收金融交易税后，每年在财政上将会增加16 亿欧元左右。〔11〕。

欧盟虽然力推金融交易税，但我们仍要看到金融交易税的负面作用。首先，在目前该税种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统一课征的情况下，金融交易税是否能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财政收入有所贡献，还要取决于税率和征收的范围。更可能的情况是，征收金融交易税可能使投资者转向其他未征收金融交易税的市场以降低交易成本，结果反而可能减少了征收金融交易税国家或地区的税收收入。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析指出，欧盟若开征金融交易税，可能会导致 1160 亿欧元的财政损失。〔12〕其次，由于征收金融交易税导致企业金融交易的成本高企，金融交易税的征收会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和出口，产生严重的影响。考虑到金融交易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后，该税开征后，在整体税收的净值方面则会减少。此外，金融交易税在短期内也存在导致分化欧元区金融市场的风险。在一部分欧盟国家开征金融交易税，无疑会加重这一分化格局，导致欧盟内部资本流动出现异常，导致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没有征税的国家和地区，从而破坏欧盟单一市场，恶化欧元区近期出现的金融分化现象，甚至会强化 “双速欧洲”和 “核心国家”的模式，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欧债危机的现实困境及治理机制。

“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等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欧债危机出现的可能性。蒙代尔在经济层面提出 “最优货币区”的理念之后，随即又在政治层面提出 “欧罗巴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的进化之路，也就是说，要在欧洲诸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主权国家，这是基于美元和美国的启示。蒙代尔认为，“美国实际上就是各国欧洲人共同聚居的一个地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是欧罗巴合众国的原型。”〔13〕欧债危机的爆发说明了欧盟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欧盟是一个 “半主权国家”，统一了货币，但没有统一财政。如果财政统一了，那么，各国的主权债务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地方债，中央政府具有相应的救助机制和救助能力，欧债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突出。另一方面，欧元区的每个国家由于把货币政策让渡出去了，现在也是一个 “半主权体制”。如果它们是完整的主权国家，遇到经济危机时可以通过调整货币政策进行应对，例如下调汇率和实施通胀等。但它们丧失了货币主权，所以只能通过财政紧缩来应对危机。〔14〕索罗斯曾言道，欧债危机之所以具有高传染性，源于欧元区在设计之初的不完善等制度性问题，比如欧元区没有退出机制，以及只有货币联盟，没有财政联盟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施金融交易税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缓解暂时性的财政压力，但对解决欧债危机仍只发挥 “治标不治本”的作用。

蒙代尔关于 “欧罗巴合众国”的进化之路的思想在耶鲁大学教授布鲁斯·艾柯满 （ Bruce Ackerman） 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艾柯满详细比较了当前欧洲成立的欧元区与美国立国之初成立联盟的情况，他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处理当前的欧债危机，即通过大多数同意原则从长远解决欧元区的结构性问题。〔15〕欧债危机充分说明，在全球范围内放任自流或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①，而通过加强治理机制的建设是化解欧债危机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在全球化配置，更应充分强调全球化的协调与治理。

全球治理虽然对解决欧债危机等全球问题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仍以下列条件为前提。主要包括： （ 1） 欧盟自身的权威。就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其遵守国际组织制定的规则或其他国际制度，根本的原因是本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以满足其需要，并能够从中获得收益。但是，当这些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与其意愿或利益违背时，它们就可能不遵守相关的国际协议或相关的国际制度。IMF 和欧盟等针对欧债危机的解决方案大多胎死腹中就多因于此。（ 2） 选择性激励。由于受到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经费等的限制，每个国家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参与全球治理，而全球治理的效果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每个国家都试图搭别国的 “便车”，而不希望其它国家搭自己的 “便车”，这便构成全球治理中公共产品提供的不足，从而导致治理机制的停滞或流产。因此，可以实施能有效地代表大量组织的 “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来抑制搭便车行为。〔16〕（ 3）的协商。当前，由于各国家经济实力、政治实力不等，全球治理仍然受到某些大国的操纵。从政府间组织看，其经费主要来自大国，大国提供主要的财政支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国际组织对大国的奴性成为其一大弱点。〔17〕从长期来看，有效的治理机制，充分的协商，解决内部的结构性失衡是解决欧债危机的可能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