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民主观的机制差异解析

目前全球范围内民主实践的运行模式是多样的，多元性既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又造成了不同群体之间深刻的认识差异和激烈的现实冲突。学术界对于民主优劣的评判标准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不同的理论流派对民主本质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就造成了在比较不同的民主制度运行效果的时候缺少客观公认的分析框架，使得相关的讨论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争论之中，而无法触及制度设计的核心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用系统的比较分析法来探究两种主流民主观在内在机制上存在的具体差别，从操作层面而不是价值观层面来理解不同的民主模式运行机理和实现途径。全文会依照提出问题、分析机制、比较差异、总结启示的逻辑架构，先对核心概念加以界定，然后主要探究两种民主观在决策参与、权力制约和利益协调这些重要环节上所存在的机制设计差别。本研究一方面可以澄清对于民主概念的认识误区，还民主作为治理手段的技术属性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也可以立足本土实践，给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具体运行机制的改善提供可操作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

程序主义民主观产生于现代代议制政治土壤中，它的主要含义是把民主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预设的合规流程上，而不是依靠实体结果的公正性。该理论把程序正义当作第一核心准则，认为只要决策的产生过程严格依照公开、平等、参与这些既定的法律程序，那么它的结果就具有了不可争辩的政治正当性。从底层逻辑上来说，程序主义民主重视规则的先在性和约束力，用一套标准化的操作规范把复杂的博弈变成可以控制的技术流程。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和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给它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认为在理想的言语情境或者无知之幕之下，通过程序化的交往来达成共识是重要的。与其它侧重于制度架构的程序类民主概念不同，程序主义民主观更注重程序的伦理内涵和合法性建构功能，它不单是投票机制的技术细节，更是程序本身所蕴含的道德价值和法治精神。该界定清楚地划定了它的专属范围，突出了在现代政治治理中，经过规范化的程序来吸纳民意、整合利益，进而达到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应用价值。

实质参与式民主观的主要内涵就是把民主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它的主要目的不单是确立权力的来源合法性，而且要保证公共利益的实质实现和公民自我管理的达成。不同于只重视选举程序是否合规的观点，该理论认为普通民众应该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全过程之中，进行实质性的审议、监督和决策，从而防止政治权力被某一利益集团所垄断。这一思想脉络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时期的直接民主实践，重视公民在城邦事务中亲自到场、直接裁决的作用，进入近代以后，由于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中出现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理论家们开始对仅仅依靠定期投票的局限性进行反思，重新认识民众参与的价值，到了当代，参与式民主理论已经发展成为系统的政治学说，深入到基层治理、社区建设、公共预算等具体的实践当中。这一演变过程清楚地表明，由追求形式授权到追求实质治理的转变，把公民连续、深度参与作为价值起点，在根本上同程序主义民主观区分开来，为之后分析两种民主机制运行逻辑和效能的不同奠定了价值维度的基础。

在国际学术界，有关民主观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谱系。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程序主义民主和参与式民主两种范式，对于前者，研究重点是完善选举周期、议事规则和法律程序的公平性、规范性，试图用严密的制度设计来确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对于后者，学界更多地关注公民在社区治理、公共审议等具体实践中如何深入参与，以提高民主的实质效果。国内学者从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和本土语境出发，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模式下两类民主观的融合与创新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如何实现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但是纵观现有的文献，大多都是从宏观的角度对价值进行阐释、规范性的评价，缺少对民主实际运行机制全链条的细致剖析，尤其对于议程的产生、决策的执行、反馈纠错等具体操作环节的比较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本文将冲破单一视角的限制，把全流程运行机制当作分析的切入点，全面剖析两种民主观在具体操作环节上的不同之处，进而充实已有研究中关于微观机制剖析的空白之处，给认识民主运作的实践逻辑赋予新的途径参照。

程序主义民主观下的代议授权型议程设置路径，就是一种以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的标准化运作程序。其基本含义是，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在议程生成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周期性的选举行为，即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代议机构和公职人员，在制度上完成了政治委托。在这种机制之下，议程设置的主导权并不在民众手中，而是在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或者行政首脑手里，由他们代表民意来行使决策权。具体操作步骤依照法定的议事程序，从议题的提出、受理到正式列入议程，都必须依照宪法或者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议题的准入规则有明确的法定界限，只有符合形式要件并且经过内部审查的议题才可以进入议事通道。代议机构按照议事规则、党派协商和公共政策目标来筛选、排序议题，一般用西方议会常规运作中委员会审议或者全院辩论的例子，这个过程体现出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该路径在实际运用中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可以依靠专业化的分工来迅速处理大量的公共事务，保证政策制定的稳定性。但是由于缺少常态化的民众直接参与渠道，其筛选机制往往只重视主流或者精英群体的利益，造成边缘群体或者非紧急性的社会诉求被制度性地过滤掉或者忽略，从而形成了高效率和代表性盲区并存的运行特点。

实质参与式民主观下的议程生成逻辑具有明显的“多元主体分布式”特点，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打破代议制下议程发起权被政治精英或者代议机构所垄断的局面，把议题设定的权利广泛地赋予给普通民众、社会组织以及基层自治单元等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在这个机制当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集中式议程筛选中心，而是依靠开放的公共领域，借助公共协商、议题公示、集体讨论这些分布式的交互过程，自发地完成议题的收集、筛选以及优先级排序。该路径的实现一般会采取基层民主议事会、参与式预算等形式，在参与式预算中，居民直接提出公共项目的建议，经过多轮社区讨论、民主投票来决定资金的分配，真正体现了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这样的运行逻辑可以很好地覆盖到各种不同的、小众的利益诉求上，使决策更具有回应性、包容性，保证公共问题真正反映民生的关切。但是由于参与主体多、诉求高度异质化，在议题整合、共识达成的过程中，往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组织资源，造成议题归集、协调的运行成本较高，给基层治理的组织动员能力带来了现实考验。

程序主义民主观的合规性优先执行框架，其要义是把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当作执行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这种机制之下，执行环节的第一评判标准完全符合之前法定程序通过的决策文本的要求。这就意味着，一旦决策经过法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获得通过，就变成了有法律效力的指令，执行主体必须严格按照文本内容来执行。执行者在操作过程中没有随意改变已有的决策内容的权力，在实际操作中即使发现决策内容与现实需求有细微的差别，也不能擅自更改，必须经过完整的法定表决程序才能进行调整，以保证程序的绝对权威。为了保证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过程的全流程合规性审计成了主要的监督手段，依靠严格的审查机制，对执行行为是否偏离既定轨道实施即时的监控。结合西方公共项目招投标合规管控的相关案例可知，该框架依靠严格的程序锁定，很好地抑制了执行过程中随意性以及腐败风险，给公共治理赋予了非常强的稳定预期。但是它对于程序合规的极致追求又使得它在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缺少必要的弹性和适应性，严格的流程限制常常使它无法及时响应紧急状态下现实变动的需求。

实质参与式民主观认为决策执行是动态的、开放的，重视建立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执行生态系统。该模式冲破了传统执行过程封闭僵化的束缚，在执行全过程里一直保持多元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途径，保证执行行为处在透明的公共监督之下。其操作路径是执行、反馈、协商、微调的闭环逻辑，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具体场景的变化和实际落地的即时反馈，在坚持公共利益核心目标不变的情况下，对执行细节进行灵活调整。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依靠耗时冗长的重表决程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即时的公共协商来迅速达成一致意见并加以修正。基层应急公共事务协同处置，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可以迅速地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对资源进行调整，具有很强的场景适应性以及危机应对能力。但是该模式的高效运转对参与主体的协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各方具有理性沟通、换位思考的素质，在快速调整的过程中达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程序主义民主观下周期性的选举式反馈机制，把民众的政治参与严格限定在某个时间点上。在该模式之下，常规行政执行周期内几乎没有面向普通民众的即时反馈渠道，政治权力运行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民众的权利主要是在法定的选举周期节点上，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对过去一段时间内政府整体的治理效果做集中性的“一揽子”反馈和评价。该机制的主要逻辑就是，纠错行为不是靠日常的行政干预来完成的，而是在投票箱里更换代议人员、由新一届议会重新制定政策方针来实现的。虽然大大降低了民主运行的日常组织成本，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但是也造成了明显的反馈滞后性。以西方选举政治为例，选民对于某项公共政策的强烈不满要经过数年的积累，到下一次大选的时候才能用选票来表达，期间政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无法得到及时的纠正。同时该机制更倾向于解决多数人的普遍共识，对于社会中的局部或者小众的诉求，由于无法达到选举门槛而形成不了多数决的力量，所以很难被及时地纳入到决策的视野当中，并且得到有效的纠错和回应。

实质参与式民主观的全过程即时性反馈渠道，就是指在民主决策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动态纠错机制。其主要原理就是打破传统的滞后性，把反馈入口嵌入到议程生成、决策制定、执行落地的各个具体环节中。在此模式之下，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可以随时就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或者脱离实际的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该机制的明显特点就是非周期性和即时性，纠错行为不需要等到既定的选举周期或者固定的会议时间，而是在常态化的公共协商和沟通中，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启动修正程序，从而大大缩短了政策偏差的存续时间。在实际运用当中，该渠道表现为基层民情直通车、线上即时议事平台等新的形式，使民众的诉求可以直接变成治理改进的依据。社区治理当中，居民可以即时反馈公共设施维护问题，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并调整方案，这就很好地体现了该渠道纠错响应速度快、灵活度高的特点。但是高频次的互动和即时处理需要基层治理体系具备很强的运维能力和资源调度水平，对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组织协调能力提出了较高的实践标准，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技术途径。

因此，对两种民主观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它们的全链条运行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程序主义民主和实质参与式民主在逻辑起点和实践路径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程序主义民主看重的是通过规范化的选举程序和制度制衡来形成权力的合法性和秩序性，它的优点是给政治运行赋予了稳定的框架以及可预知的纠纷解决途径，不过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并且忽略实质公平；实质参与式民主重视公民对公共事务决策的深入参与和意志表达，有效地改善了政策的回应性以及治理的包容性，但是它对于协商成本和公民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存在执行效率和共识达成的现实困难。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实践中各有各的优势和边界，需要根据具体的社会治理场景来互补使用。根据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语境，本文给完善本土民主运行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即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一方面要依靠完善程序民主来保证法治秩序，另一方面要依靠扩大实质参与来吸纳民智，最终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的统一。诚然，本文并没有完全涵盖基层治理中特殊场景的复杂变量，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数字化背景下两种民主机制的融合路径，给中国式民主的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加具体的操作实证支撑。

\[1\]李梅 彭国胜.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民众民主观的类型及演变研究[J]. 理论月刊, 2024(2).

\[2\]覃冰玉. 从"情感民主"到"对话民主" ————基于吉登斯女性民主问题的探讨[D]. 中央民族大学,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