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议民主理论的规范性重构：基于公共理性与协商平等的双重维度分析

审议民主理论是当代政治哲学领域重要的理论范式。该理论核心要义是通过公民广泛参与和理性对话来提升公共决策合法性水平。在利益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不同群体以公共理性为基础开展平等协商，最终形成有普遍约束力的政治共识。这一理论根基源于对传统代议制民主模式的深入反思，因为传统模式下选举民主在民意表达和公共审议环节存在不足，审议民主就是要弥补这些结构性缺陷。

实际操作时，实现审议民主需要搭建制度化的协商平台，这些平台要保证参与各方在信息对等、程序公正的条件下开展理性讨论。这一过程要求参与者遵守公共理性的沟通规则，同时要确保话语权分配公平，避免因社会地位差异导致协商失衡。

从实践效果方面来看，审议民主理论对于提高基层治理效率、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作用。把公民参与融入政策制定的每一个环节，能够有效增强决策的包容性和执行力度，还能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与政治素养。特别是在公共资源分配、城市规划这类涉及多方利益的议题当中，平等的协商机制有助于平衡不同诉求，进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这种理论层面的重构，既回应了现代社会对民主质量提出的更高期待，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

理解审议民主的理论框架，基础工作是明确公共理性的概念内涵以及理论源头。在学术发展脉络里，约翰·罗尔斯觉得公共理性是公民探讨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时会共同采用的推理方式，重点是建立一套能超越具体宗教、道德或者哲学主张的公共论证依据。尤尔根·哈贝马斯结合交往行动理论提出公共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交往理性，说的是不同主体通过平等对话、消除强制来达成共识的理性能力。乔舒亚·科恩把公共理性解读成民主审议中的实践理性，特别关注多元社会里形成共同决策的规范标准。把这些定义综合起来看，能发现公共理性有四个关键特征，第一是公共性，它的作用范围仅仅局限于公共领域；第二是共享性，要求公民能够互相理解并且认同推理逻辑；第三是具备实践理性属性，强调对具体决策起到指导作用；第四是关注公共善，要确保推理过程以集体福祉作为目标。

公共理性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近代政治哲学传统。约翰·洛克在《政府论》当中提出了“公共善理性”，强调政治决策要以社会共同利益作为根本，这为公共理性增加了目的论的维度。伊曼努尔·康德在《何为启蒙？》里对“理性的私人运用”和“理性的公共运用”进行了区分，“理性的公共运用”指的是公民在公共领域自由运用理性开展批判性讨论，这种区分奠定了公共理性的主体间性基础。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里提出了“政治公共理性”，通过构建“重叠共识”理论，解决了多元社会里的合法性论证问题。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的“交往理性”，借助话语伦理学让公共理性的程序规范更加完善，强调合理共识的达成需要在理想言谈情境下进行平等对话。这些理论的发展一起塑造了公共理性的规范内涵，让公共理性成为了审议民主必不可少的理性支撑。

审议民主追求合法性，目的是化解多数暴政的风险，并且构建共识性权威，而公共理性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支撑。公共理性“公共性”特质首先体现在保障讨论主体的包容性，这意味着审议过程要跳出私人理性的限制，不能让任何个体或群体用特殊立场独占话语权，要让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参与讨论。这种包容性不只是为了维护程序正义，实际上也契合了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公共理性的“共享性”规定了论证的可接受标准，它要求所有参与者提出的理由能够被普遍理解，也就是要能向其他公民公开说明并且接受他们的检验，这套机制能有效排除那些基于个人偏好或特殊利益的独断主张，从而让审议过程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客观。

尤为重要的是，公共理性的“公共善导向”能够调和个体利益与集体目标之间的矛盾，引导参与者关注共同福祉，进而把分散的个体诉求凝聚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公共决策。罗尔斯所提出的“重叠共识”概念，准确揭示了公共理性与审议民主合法性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拿城市垃圾分类政策的审议情况来说，居民、环卫工人、企业等不同群体的出发点各有不同，然而通过运用公共理性，各方能够围绕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等共享价值展开讨论，最终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重叠共识”。这种共识并非简单的妥协，而是基于公共理性形成的具有正当性和稳定性的集体意志，它为审议民主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公共理性在审议实践当中起到关键作用，不过实际应用的时候存在一些明显局限。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性边界模糊，这种模糊容易造成对文化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排斥。杨提出的“差异政治”批判指出，公共理性常常以主流话语框架作为前提，这就使得少数群体基于自身文化背景的非公共诉求难以被纳入审议过程。例如在和宗教习俗或者文化传统相关的公共决策里，少数群体的特殊需求因为不符合公共理性所强调的普遍标准，会逐渐被排除在核心讨论之外。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公共理性过度追求共识会带来压制性后果。以西方移民政策审议作为例子，少数族裔提出的不同意见会因为“追求共识”的理由而被淡化，最终导致审议变成一种形式。这种情况和审议民主所倡导的包容理念相违背，反而使公共理性成为维持现有权力结构的手段。另外公共理性理论在协商平等方面的系统考量是不足的。曼斯布里奇等学者提及，参与审议的各方在资源掌握和表达能力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让审议结果更倾向于优势群体。就像在环境保护议题的公共讨论中，经济实力强的企业常常凭借专业知识和资源优势主导对话，而弱势社区的声音很难得到和优势群体同样的关注。

从这些问题能够看出，公共理性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存在适用方面的难题，需要通过建立协商平等机制、采取差异化包容策略等一系列方式来进行改进。

审议民主理论存在两个关键维度，分别是公共理性和协商平等。这两个维度之间不仅深度互补，而且存在内在矛盾。

从互补的方面来讲，公共理性为审议过程设定了清晰明确的规范框架，它要求参与审议的论证必须围绕公共善来展开，同时还需要遵循大家都普遍认可的论证规则。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审议陷入一种没有共识的混乱状况之中。而协商平等通过保障实质话语权的平等以及参与机会的均等，为审议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实践基础，能够有效解决形式平等背后所隐藏的实质不平等问题。当公共理性和协商平等这两者结合的时候，审议民主既能够获得规范性的引导，又能够拥有可行的保障。

然而这种结合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公共理性所强调的共享性，有可能和协商平等所承认的差异性产生冲突。举例来说，如果要求边缘群体遵循主流话语体系，那么就有可能压制他们独特的诉求。除此之外，公共理性追求共识的倾向，与协商平等鼓励多元表达的特点之间也存在矛盾。要是过度追求共识，就可能会压制不同的意见。

这种矛盾情况表明，审议民主在实际的实践过程当中，需要在规范性和包容性之间寻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守住公共理性的底线，另一方面也要给差异性表达留出足够多的空间。

本研究搭建了一个审议民主规范性框架，此框架由“公共理性”与“协商平等”这两个维度构成。搭建这个框架的目的是要把理论规范和实践效能结合起来，采用的方式是进行结构化设计。

这个框架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基础维度、保障维度以及整合机制，这三个部分相互支持，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系统。基础维度围绕公共理性的三项规范原则展开。这三项原则里，第一项是公共性边界的包容性，它要求在审议过程中要开放地接纳所有合法议题；第二项是论证的可证成性，该原则强调决策需要通过理性辩论来达成共识；第三项是对公共善的弱导向，此原则能确保多元价值可以共存，而不会被强制统一。

保障维度主要关注协商平等的实践落实情况。具体来说，通过实现实质话语权平等，让参与审议的人都拥有同等的表达机会；通过公平分配参与资源，来消除因为经济能力差异而带来的参与障碍；通过让代表性覆盖所有群体，避免边缘群体的声音被系统性地忽视。

由于两个维度之间存在张力，所以需要整合机制来协调这种情况。一方面，包容性公共理性借助制度设计，把弱势群体的诉求纳入到讨论框架之中，避免公共理性沦为强势话语的工具。另一方面，协商平等保障机制通过投入公共资源以及设计程序正义，为理性审议创造出现实可行的条件。

这个框架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它保持了审议民主应有的规范性高度；其二，它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解决了现实操作过程中存在的公平性问题，能够为基层民主实践提供可以检验的评估标准。

规范性框架由公共理性和协商平等共同构成，这个规范性框架能为解决当下民主实践面临的困境提供可行思路。在政策审议环节，该框架要求构建出包含公共理性与协商平等的复合规则体系，并且要通过具体制度设计来保障协商过程的实质平等。就拿制定公共政策的情况来说，要为边缘群体设立专门代表席位，同时还要给边缘群体提供专业培训、信息服务等话语支持资源。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确保所有参与主体都拥有同等的表达能力和机会。这样的实践路径有重要价值，能有效解决审议只是走过场、流于形式的问题，能够让公共决策真正吸纳多元声音。

在制度设计方面，完善保障协商平等的机制是很关键的任务。政府要增加对公共参与活动的财政投入，要设立专项基金来支持各类公民审议项目。与此同时要通过话语权多元分配机制，采用像随机抽选与分层代表结合的参与模式，以此打破精英垄断局面。从北欧国家的公民审议实践可以看出，有充足的制度资源，并且有平等的参与设计，能够明显提升协商质量，能够增强决策的合法性。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规范性框架使得审议民主从“单一公共理性维度”朝着“双重维度”实现范式转变。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有丰富的实践，这些实践已初步证明了这种转变是可行的。例如浙江温岭进行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当地通过让弱势群体优先发言、提供专业翻译支持等做法，把公共理性建构和协商平等保障有机结合起来。这类实践创新有重要意义，不仅拓展了审议民主的理论内涵，而且为全球民主治理提供了可以参考借鉴的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