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得意忘言”说的理论建构与诠释困境——以〈周易略例·明象〉为中心的文本分析

王弼提出“得意忘言”说，这是魏晋玄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围绕“得意忘言”说的理论构建以及诠释实践，一直都是中国哲学领域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一命题直接涉及语言符号和意义生成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周易略例·明象》是王弼系统阐述象、言、意三者之间关系的经典文献，该文献为深入研究“得意忘言”这一命题提供了核心依据。

从基本定义来讲，“得意忘言”主张的是借助语言文字也就是“言”去理解象征符号即“象”，最终突破具体形式，从而直接触及本体意义也就是“意”的一种认知方法。其核心原理是打破语言作为工具所存在的局限，认为意义是独立于语言载体之外的一种存在。这种观点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理论构建方面，王弼通过《明象》篇建立起“言—象—意”的三层诠释体系。王弼先是肯定了“言”作为“象”的载体所起到的作用，提出“言者所以明象”这样的观点，然后说明“象”作为“意”的表现所具备的功能，形成“象者所以存意”这样的逻辑线索。这个体系的核心创新点在于提出“得意而忘言，得象而忘言”的操作步骤，此步骤要求诠释者完成从表面到本质的认知提升。具体的实现方式是从分析具体文字开始，经过解读卦象符号，一步一步地去除表层意义，最终接触到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本体之道。这种诠释方法不只是对汉代象数易学进行了革新，而且还为后世的义理阐释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典范。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去看，“得意忘言”这个命题在诠释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反而体现出它的理论活力。一方面，“忘言”的操作标准不容易进行量化，这就容易让诠释变得主观；另一方面，对“意”的本体化追求可能会面临虚无主义的质疑。但这些困难也恰恰体现出“得意忘言”这一命题的哲学深度，它不仅揭示了语言表达存在的局限，而且推动后世不断去探索意义建构的可能途径。从当代诠释学的角度看，王弼的理论为处理符号和意义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对文本理解超越性的探讨，直到现在对文学批评、美学理论等领域仍然有着启发作用。通过分析《明象》的文本，不仅能够还原王弼诠释学的原貌，而且能够让去思考中国古典哲学在意义生成问题上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王弼于《周易略例·明象》中构建起“言—象—意”的三层结构，此结构为他“得意忘言”学说提供核心理论支撑。该结构以《周易》文本为依托，清晰界定“言”“象”“意”各自内涵。“言”具体所指的是卦爻辞，也就是用于解释卦象和爻象的文字内容，这是理解《周易》的直接工具。“象”有两重意思，一方面是八卦和六十四卦所代表的卦象，另一方面是每一爻所处的爻象，这些都是圣人观察天地万物之后创造出来的象征性符号。“意”指的是卦象和爻象背后所蕴含的深刻义理，也就是圣人想要传达的意旨以及天地运行的规律，这是《周易》思想的终极指向。

这三者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存在明确的层级和递进逻辑。王弼明确提出“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这就点明了这个结构的核心道理。按照这样的逻辑，“象”是“意”的外在表现形式且承载着“意”，其根本作用是呈现并导出内在的“意”。“言”依附于“象”，其功能是对“象”的含义进行解释说明，进而帮助人们通过“象”去把握“意”。所以“言”具有工具属性并指向“象”，而“象”的终极目标是“意”。这种关系决定了在理解的时候要遵循从言到象、再从象到意的基本路径，是不能颠倒顺序的。

王弼的这一理论建构，直接针对汉代象数易学的思维模式并对其重新构建。在汉代易学当中，“言”“象”“意”常常被工具化地绑定在一起，学者们执着于运用复杂的卦变、爻变、互体、纳甲等象数方法去解读卦爻辞，最终的结果是让“言”和“象”成为了研究的终点，反而掩盖了对“意”的探索。王弼则摆脱了这种过度的纠缠，恢复了“象”作为桥梁的中介角色，突出了“意”的首要地位。他通过重新梳理“言”“象”“意”三者的逻辑关系，把诠释活动从复杂的象数操作当中解脱出来，让诠释活动回到对义理本身的体会，为《周易》诠释开辟了一条更具思辨性和哲学性的新路径。

王弼“得意忘言”说进行理论构建，在魏晋玄学的思想脉络当中达成了一场深刻的本体论转变。原本它是汉代易学的训诂工具，经过转变后，跃升成为了体认宇宙根本的哲学方法。这场转变的关键是紧紧贴合玄学“有无之辨”的时代主题，对“意”的内涵与“忘言忘象”的作用进行了重新的界定。

在汉代易学里，“言”所指的是卦爻辞，“象”指的是卦爻之象，这两者都被当作是圣人用来揭示义理的工具。那时候“得意忘言”主要是为了让经文能够贯通起来而采用的一种文本解读方法。不过王弼把这一观念放在玄学框架当中进行了重新的构建。之前只是对卦象和爻辞象征的具体事件或者道德训诫进行解释就可以了，但王弼不再仅限于此，他还要更进一步去探究其背后更根本的存在依据。在这个探究的过程之中，“意”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是依附在具体象、辞之下的有限义理，而是被提升成为统摄万物的终极实在，也就是“无”或者“太极”。这个“意”是天地万物还没有形成之前的本原状态，是超越了所有具体名相和形器的绝对本体。

这样一来，“忘言忘象”也有了全新的哲学含义。它不再是在读懂经文以后就可以舍弃的一个步骤，而是成为了通达本体必不可少的认知途径。王弼的观点是，“言”和“象”属于有形的事物，是处于“有”的范畴之内的，它们是“意”的显现以及痕迹，但并不是“意”本身。要是执着于“言”和“象”，就如同只执着于手指却忘记了月亮，根本无法触及那无形无名的本体。所以一定要通过“忘”的功夫，打破对具体名言和形象造成的束缚，让心灵摆脱“有”的局限，从而能够直观地去体悟作为万物根源的“无”。“忘”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从现象界返回到本体界的一种精神超越活动。

这一本体论转变的理论依据和逻辑链条，能够在与何晏思想的承接关系当中清晰地体现出来。何晏率先提出了“以无为本”的观点，明确地将“无”确立为世界的终极根源，不过在如何认识和把握“无”这个方面，何晏的论述存在着一些不足。王弼的“得意忘言”说，恰好为这个难题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实践办法。他把《周易》的言、象、意结构当作模型，非常巧妙地把何晏提出的抽象的“以无为本”思想，转变成为了一个能够通过“忘”的工夫来实践的体认过程。这一转变不只是加深了“贵无”理论的哲学内涵，还让它在方法论上变得具有可操作性了，这标志着魏晋玄学在本体论构建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王弼提出“得意忘言”说，其理论构建存在一对深刻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工具性与超越性的辩证关联。

从工具性方面来讲，言和象是理解“意”的必要媒介与桥梁。王弼在《明象》篇中提到“象是表达意的，言是说明象的”，“出”和“明”清晰体现了言和象作为工具的根本特性。没有“言”描述，“象”无法确立；没有“象”象征，“意”无法显现。在认知和实践开始阶段，言和象是通向本体之“意”必不可少的阶梯，它们的实用功能和逻辑地位是首要且不可替代的。

理论的另一部分强调超越性的绝对必要。当通过言和象这些工具成功到达“意”的境界后，超越和舍弃这些工具成为必然结果。王弼“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的著名说法集中体现了这种超越性。这里的“忘”并非随意忘记，而是主动、有意识的超越举动。这意味着一旦抓住言和象背后的深层含义，言和象就完成了任务，若一直关注它们，反而会阻碍认识更高的本体，例如“道”或“无”。这样便形成了理论内部的根本矛盾：一方面，言和象是到达“意”的“门”，没有它们无法入门；另一方面，言和象又是束缚人的“笼”，入门后就得打破它。

这种矛盾的理论源头与王弼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任务紧密相关。王弼作为玄学的开创者，需要完成两个任务。其一，要用言、象这些传统儒家解释经典的工具，为《周易》等权威文本增添新的哲学含义，以此让自己的理论具有合法性。其二，最终目标是认识超越具体言象的、作为世界本源的“无”这一玄学本体。所以王弼既要依靠言和象来“立言”，又要超越言和象去“体道”。这种既需要借助工具又要抛弃工具的矛盾结构，使得“得意忘言”说在具体解释文本时遭遇困难，埋下了很深的隐患。工具的必要性和超越的必然性持续相互作用，是理解王弼诠释学思想复杂之处的关键所在。

研读王弼《周易略例·明象》的文本，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得意忘言”说的理论构建逻辑以及内在诠释难题。王弼搭建起“言—象—意”这样的三层结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中，言辞属于捕捉物象的工具，而物象则是探求圣人意旨的中介。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为，言辞和物象都具备工具属性，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引导诠释者突破表象，从而能够直接触及义理本体。王弼打破了汉代象数易学那种繁琐的阐释方式，使得“得意忘言”在玄学体系里确立了方法论的地位，并且让义理诠释拥有了自主性和优先性。

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这一理论出现了明显的问题。要是诠释者借着“忘言”去否定文本的客观性，就特别容易让主观随意性扩散开来，最终导致诠释变成脱离文本的随意发挥。王弼虽然强调“得意”是最终要达成的目标，但是并没有明确“得意”的客观标准，这成为了他理论体系中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关于诠释路径，王弼提出了从言到象、再从象到意这样的方法，然而“忘”的具体操作却没有明确的规范，这就造成从言到意的转换过程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这种理论上的矛盾不但对魏晋玄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而且还对后世中国哲学诠释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从应用方面来看，“得意忘言”说既给诠释活动提供了突破文本限制的可能性，又提醒研究者需要在主观发挥和客观文本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当代学术研究当中，这一理论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一方面要避免陷入文本细枝末节的纠缠之中，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脱离文本进行过度诠释，要在尊重文本和激活义理之间找到动态的平衡。王弼的理论构建以及诠释难题，从本质上来说体现了中国哲学诠释传统里本体与方法的永恒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