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及其中国适用路径

宪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理论基础植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与宪法价值的内在要求，其理论根源可追溯至宪法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受益权及客观价值秩序三位一体的功能演变。在传统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主要被视为公民对抗国家权力的主观防御权，其效力范围仅限于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与私人权力格局的形成，此种封闭的权利保障模式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无法有效应对私人领域中对基本权利的侵害。为此，德国学者杜里希首先提出了"第三人效力"理论，主张宪法基本权利不仅约束国家权力，还应间接或直接地适用于私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对公民权利的全面保护。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将宪法基本权利理解为一种客观价值秩序，要求整个法律体系，包括私法在内，都必须以保障基本权利为最高准则，并在私人关系中实现宪法价值。在此基础上，尼尔勒斯进一步发展了"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认为基本权利应通过私法的概括条款、基本原则等解释方法间接适用于私人关系，而无需直接在私法中适用；与之相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则在某些案件中采取了"直接第三人效力"立场，认为基本权利可以直接约束私人行为，特别是当私人行为具有公共性或处于类似国家权力的地位时。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第三人效力理论经历了从纯粹主观权利到客观价值秩序的范式转变，体现了宪法基本权利保障从消极防御到积极实现的扩展。这种转变不仅回应了现代社会中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新变化，也彰显了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法律规范的整合功能与价值辐射效应。在中国语境下，虽然宪法未明确规定第三人效力条款，但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与基本权利的保障价值决定了其必然对私人关系产生一定的规范效力。这种理论基础既反映了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客观要求，也为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构建适当的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撑，是理解宪法基本权利规范在私人领域适用性的关键理论前提。

德国宪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德国模式"以其独特的"间接效力说"为核心，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57年吕特案判决中首次系统阐述，认为基本权利首先约束国家权力，但通过"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基本权利原则也适用于私人之间的关系。德国模式将基本权利视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基石，在具体案件中，法官不是直接将基本权利作为裁判依据适用于私人关系，而是通过解释普通法律，将基本权利的价值内涵融入其中从而实现对私人关系的间接影响。这一运行机制的关键在于法官在个案中承担了"价值中介"角色，通过目的性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将宪法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规范。德国模式的特点在于它既维护了基本权利作为"防御国家权力"的传统功能，又通过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拓展了基本权利的辐射范围，实现了宪法价值对私人领域的渗透。然而这一理论自提出以来便引发了持续而激烈的学术争议。以罗伯特·阿列克西为代表的学者支持间接效力说，认为这一理论既尊重了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地位，又维护了法律体系的内在和谐；而以卡尔·施密特为代表的批评者则质疑，间接效力说模糊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可能导致宪法过度干预私人自治空间。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间接效力是否是对基本权利适用范围的过度扩张？是否会破坏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此外对于基本权利在私法中的具体适用方法，学界也存在着分歧，有学者主张"水平效力"应受到严格限制，仅适用于存在权力不平等的私人关系；而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基本权利应直接适用于所有私人关系，以保障个体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后续判决中对间接效力理论进行了不断发展与修正，如在1993年"索拉娅案"中承认在极端情况下基本权利可具有"直接效力"，从而形成了更为灵活的理论体系，这种发展也反映了德国学界对该理论认知的不断深化。德国模式在维护宪法权威与保障私人自治之间寻求平衡，但其理论争议仍在继续，这体现了宪法基本权利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性与张力。

美国宪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司法审慎与权利保障的动态平衡，其核心在于通过"国家行为理论"将宪法权利约束严格限定于政府行为范畴，而私主体间的权利冲突则主要通过普通法途径解决。这一传统立场在1876年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中得到确立，最高法院明确表示宪法权利条款仅限制政府行为，不直接约束私人行为，奠定了"直接效力否定说"的基石。然而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这一立场在20世纪中期开始松动，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逐步承认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私主体的行为若与政府存在足够密切的联系，可能构成"国家行为"，从而使宪法权利间接适用于私人领域。例如在1964年的谢尔顿诉塔克案中，法院裁定私营学校因接受大量政府资助而成为政府行为的延伸，其开除黑人教师的行为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1968年的琼斯诉阿尔福德案，最高法院进一步拓展了国家行为理论，认为当政府深度介入私营实体运作时，该实体的行为可能被视为政府行为。在住房领域，1976年的斯万诉夏洛特市教会学校案确立了"国家行为"的判断标准，即政府是否提供了"实质性帮助"或"鼓励"了歧视行为。此外最高法院还通过"公共功能例外"理论将宪法义务适用于承担传统公共职能的私主体，如1999年的布伦南诉纽约市运输管理局案中，法院认定私营铁路系统在履行公共运输职能时受宪法约束。美国模式拒绝采纳德国的"直接第三人效力"理论，避免宪法权利直接适用于私人关系，而是通过司法审查和普通法解释机制实现权利保障的间接效果，这种务实路径既维护了宪法的权威性，又为解决私人间的权利冲突提供了灵活的法律工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宪法实施模式。

欧洲人权法院在宪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问题上的立场经历了显著演进，这一过程反映了欧洲人权保护体系对基本权利在私人关系间适用性的深入思考。早期，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于将《欧洲人权公约》视为主要规范国家行为的法律文件，基本权利的效力主要针对国家公权力，而私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主要由各国内法调整。在经典的"Handyside诉英国案"中，法院强调公约条款"本质上旨在 gover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State"，而非直接规范私人之间的互动。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人权保护理念的扩展，法院逐渐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有义务通过立法或司法实践确保基本权利在私人关系中得到尊重。这种转变在"McMichael诉苏格兰案"中初现端倪，法院开始考虑国家在防止第三方侵犯权利方面的积极义务。进入21世纪，特别是在"A 和 B 诉瑞典案"等裁决中，法院更加明确地承认基本权利的间接效力，强调缔约国必须建立有效的法律框架，保护个人免受其他私人行为者的权利侵害。这一立场演进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欧洲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人权保障实质性的追求以及对成员国法治标准的统一要求。法院立场的转变也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促使成员国重新审视国内法律体系，确保基本权利在所有法律关系中得到充分保障；另一方面也推动了欧洲人权法与各国宪法的互动，形成了更加立体和全面的人权保护网络。欧洲人权法院始终保持着谨慎平衡，避免过度干预成员国在具体案件中的裁量权，而是通过原则性指引为国内法院提供方向。这种渐进式发展路径既尊重了各国的法律传统，又确保了基本权利保护标准的逐步提升，为宪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提供了宝贵的欧洲经验。

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问题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对国内外理论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我国宪法实践的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应当采取"间接效力说"与"部分直接效力说"相结合的适度模式，既尊重私法自治原则，又确保宪法基本权利价值在私人关系领域得到有效实现。这一模式要求司法机关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将宪法基本权利作为解释法律、填补法律漏洞和价值衡量的重要依据，而非直接将其作为裁判依据。立法机关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将宪法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司法机关则应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创造性适用法律，使宪法基本权利的价值理念渗透到私法关系之中；同时应建立健全宪法解释机制，明确宪法基本权利在私人关系领域的适用边界和方式。此外还应加强公民的宪法意识，提升司法机关运用宪法解释法律的能力，完善宪法监督机制，确保宪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制度在我国得到有效实施。这一适用路径既符合我国宪法体制和法治传统，又能适应现代社会对基本权利保障的需求，对于推动我国宪法的实施、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宪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理论将进一步完善，其适用路径也将更加成熟和系统，为构建和谐稳定的私法关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宪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