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潘懋元高等职业教育思想

了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高等职业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根支柱之一；抓住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认为应改革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招生与就业制度、经费投入与学费制度，以破除传统束缚；前瞻性的提出高等职业教育应建立独立体系，并需关注高职院校专升本、多层次办学和与其他教育体系衔接沟通等问题。潘懋元高等职业教育教育思想已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理论思想的重要来源，并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Pan Maoyuans Thoughts on Higher Vocationa Education

LUO Xianfeng1，2

（1.Department of Panning， Xiamen Huaxia University， Xiamen 361024，China； 2.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24，China）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奠基人和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潘懋元教授对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潘懋元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得以应用和体现，值得挖掘和整理。早在1993年，潘懋元教授就在《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进展与展望》一文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已进入高等教育应用研究的视野，应对包括该类型在内的多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开展专门研究〔1〕。随后，他围绕高等职业教育性质、地位、作用、政策、制度和发展趋势等核心问题展开了意识前瞻、视野广阔的深入研究，形成了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论述。本文对此作了归纳和评析，以期对当今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启示。

一、高等职业教育需从传统精英教育思想转向大众化教育思想（一）传统的精英教育思想束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自1980年代以来，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经历了不少波折和困难，这些波折和困难与传统精英教育思想的束缚密切相关。对这些束缚，潘懋元从国家、院校、毕业生及用人单位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述和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6卷第5期罗先锋论潘懋元高等职业教育思想在国家政策层面，尽管自90年代中期就已将高等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①，但具体政策实施中仍有若干战术措施不配套。比如政府的“低投入、高收费”政策，即对高职生的投入远低于本科生，但收费却高于本科生；在招生录取方面实施的“先本科生后专科生”制度；在院校地位方面进行的“本科正厅级，高职副厅级”的级别划分等〔2〕。这些政策及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轻视高等职业教育的偏见，并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而其根源就在于我国“重致仕、轻四民，重学术、轻职业，重选拔精英、轻实用人才的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且有意无意地成为制定战术措施的指导思想”〔2〕。 在院校层面，囿于传统观念一直用精英教育尺度去衡量高等职业教育，造成很多院校难于安心将发展方向定位于职业教育。潘懋元指出：“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只有一个学术型的‘精英教育’尺度，然后用这个尺度来要求与衡量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因此，总认为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太低了”〔3〕，“人们往往还是用一个传统的精英教育的标准看待各级各类院校，使得高等职业教育受到很大压力，拼命向精英教育方向看齐”〔4〕，造成的结果就是本应定位于高等职业教育领域的老大专办成了本科压缩型院校，而经过“三改一补”②政策成立的“新高职”，则不能安心于职业教育而热衷于升格。

在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层面，精英教育思想难以转变也一度成为高职就业难的原因之一。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自1999年大扩招以来，在校生规模快速扩大，从1999年的136.15万人至2002年已达376.27万人，年均增长率达113%〔5〕。扩招虽然助力我国在2012年迈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的目标，但也带来了系列问题，就业问题就是其一。如何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带来的就业难问题？潘懋元认为：“最主要的就是转变社会观念，大学毕业生应摆脱精英意识，要认识到广大农村、基层和西部都需要大学生”。〔6〕对用人单位，潘懋元批评他们“唯学历划线”不仅强化了社会上轻视高职的偏见，也影响了高职生的选择，其根源仍然是用传统的精英教育思想看待高等职业教育〔2〕。

以上种种，都表明传统精英教育思想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思想与观念的影响之深之广。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种种问题时，潘懋元深感高等教育应树立有别于传统办学思想的大众化教育思想，唯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健康发展。在开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思想观念的研究中，他呼吁：“对于快速增长的多种形式的非精英高等教育，就应从传统的精英教育思想中解放出来，转变为大众化教育思想，包括教育价值观、人才观和质量观。”〔7〕

（二）正确认识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和定位，通过制度变革破除传统思想束缚

如何挣脱精英教育思想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束缚，首先应正确认识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和定位。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普通高等教育一样，都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都具有职业指向性……两者的区别在于教育类型的差异，而非层次〔8〕。虽然“高等教育中分化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类型，并随之进行类型结构调整，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9〕，但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类型得以确立，其背景就在于政府重新明确了职业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足仍是高等职业教育进程中最基本的问题。对此，潘懋元运用教育内外部规律从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需要高等教育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出发，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趋势，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乃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流”〔10〕，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必须依靠的两个支柱之一”〔4〕。

进入21世纪，在我国高等教育已明确向精英化和大众化两个方向发展后，院校层面定位不清，目标不明的问题又引起了潘懋元的关注。他对学术型研究大学大搞成人教育、自考教育，高职高专院校拼命向精英型大学看齐的问题进行了批判〔4〕。在吸收了马丁?特罗关于大众化阶段精英教育机构和大众型高校培养精英的功能同时存在的思想后，他指出上述问题主要是“由于一所高校既有精英教育，又有大众教育，混淆了定位方向所致……但就一所大学来讲须有明确分工，研究型大学应着重精英教育，高职高专院校则应全心全意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任务”。从该问题出发，他又研究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分类、定位及特色，在此基础上为广大高职院校指明了办学方向，即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应属于职业性的技术技能类型院校〔4〕。

在通过理论研究推动人们转变观念的同时，潘懋元提出需通过制度变革来改变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传统认识：一是改变对高职生“低投入、高收费”的政策；二是改变“先本后专”的招生制度；三是改变专业设置方式，让学校依据市场自主设置专业〔2〕。可以说对这些阻碍高职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他的分析是非常前瞻和切中要害的。实质上，“回顾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其中的招生制度、学制及分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都是首先从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开始的。……这些改革都触及了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环节，也触及了社会对高等教育最敏感的问题”〔11〕。无疑，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人们转变传统思想观念，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中“高收费”问题仍然存在，高职仍处在招生链条中的末端，高职院校也还不能完全实现按照市场需求设置专业等，这都表明制度的改革仍在路上。

作为一名学养深厚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潘懋元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趋势出发，运用高等教育的理论阐述了高等职业教育这一新的高等教育类型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内涵，拨正了不同类型院校在办学实践中误用精英教育与大众化教育功能的错误认识，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和定位，同时建议变革传统思想束缚的不适宜的制度，这些都为切实扭转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思想和观念做出了贡献。

（三）用新的高等教育价值观、质量观和发展观来指导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高等教育价值观、质量观和发展观是潘懋元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对知识经济时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高等教育价值观方面，高等教育走进社会中心后形成了复杂的价值关系”〔12〕，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政府、企业、学生往往更倾向于实用性的工具主义高等教育价值观，而部分高职院校老师则还秉持探索高深知识的人文主义高等教育价值观，这就形成了冲突〔12〕。另外不同主体因认识、条件所限对价值判断的选择也有偏差，如部分师生片面强调个体功能而不顾社会功能等〔3〕。对此潘懋元认为应当扬弃传统的唯社会本位价值观和唯个人本位价值观，转为可满足社会发展又能尊重个人主体价值的新高等教育价值观〔3〕。 对于大众化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问题，需用新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来看待。以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为前提条件，强调要培养能面向人才市场需求的“适销对路”的多样化、多规格人才，人才标准不再是以知识为唯一标准，而是包括了知识、能力、素质等多样化的质量观，是潘懋元新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内涵〔12〕。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衡量不应以理论水平高低为标准，而应以知识、技能是否与社会对职业技术人才的要求相适应为标准。在职业技术人才的具体要求上，则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既要培养他们的职业道德，也要求他们掌握专业知识，同时还应成为合格公民〔2〕。

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引进教育发展观中，成为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4〕，是潘懋元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又一贡献。为使21世纪的高等教育健康发展，高等教育需要从急功近利的教育发展观转变成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4〕，即高等教育发展要从单纯重数量增长的发展观转变为数量与质量提高并重，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发展观转变〔3〕。顺应这一高等教育发展趋势，高等职业教育也需从数量增长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首先，在目标上鼓励高等职业教育要明确定位，发扬特色，在职业教育领域创办一流；其次，需要构建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具体包括加强高职与中职衔接、与普通教育沟通、促进高职多样化发展并提升层次，将职业培训融入终身教育体系〔4〕。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制度需要改革完善（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自1980年以来，逐渐形成了多样化办学和多部门管理的体制③。伴随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方式也开始从直接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原有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以块为主”的弊端日益显现，需要变革。潘懋元较早关注了该问题。1990年，他从高等教育地方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角度出发，提出“高等教育管权应属于地方，对于以应用科学和技术为主的工、农、医、师和职业技术院校应归地方政府管理”〔6〕。1993年，他对此又发表了观点：“管理体制改革最根本是转变管理观念和转换管理职能。从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变为依法治教，在立法的基础上，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管理高等教育。……地方高校拥有更多办学自主权，要建立和完善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同时还应加强宏观管理、立法研究和评估研究。”〔1〕1997年随着《职业教育法》对各级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工作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责任的明确〔13〕，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宏观层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也验证了潘懋元研究观点的前瞻性和准确性。

1999年，我国通过“三改一补”和建立民办高职的方式，对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及布局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国家层面提出鼓励社会力量举办高职这一政策，潘懋元是积极的支持者。但长期以来社会上对民办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且民办高校缺乏立法保障，通过民办教育优化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格局之路困难重重。对此他撰文呼吁政府尽快立法，并指出民办高等教育在吸收社会资金及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方面意义和作用重大，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国家应积极支持民办教育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阵地，促进办学主体多元〔4〕。

2002年，我国开始“建立并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14〕，同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立法保障。潘懋元的呼吁为促进社会力量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他还研究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及民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创新等问题，提出了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充分发挥民办高校体制机制优势等观点〔6，15〕，亦能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微观层面的改革和完善提供指导，值得关注。

（二）招生考试和就业制度改革完善

自1995年起，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就主要聚焦于面向中职的多样化招生和单独考试上。如1995年职业大学开展的面向中职招生试点〔16〕、成人高校试办高等职业教育而采取的“推荐和入学考试考核相结合”的办法〔17〕以及1999年高等职业院校探索的多种招生方法等〔18〕。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后，这种仅将高等职业教育按专科层次，而不是一个单独教育类型进行招生考试的制度开始被学者所诟病。但潘懋元首先诟病的是不能够与大众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考试功能观〔6〕。仅将高考视为选拔优秀考生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多样化的生源和多种类型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应用型和职业技术型高校的需求〔2〕。2006年，潘懋元在光明日报撰文提出，高考改革“必须以转变思想为先导，即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按照“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以人为本的全面素质观、多样化的人才观，以及适应性的考试功能观来指导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6〕。在具体的制度方面，他建议应采用分类考试和“统考+单考”的方式，给予考生和院校更多的选择权和灵活度，促进学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6〕。2013年《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要形成省级政府统筹管理、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多元录取、社会有效监督的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并对以往的招生考试制度提出了完善和改革的具体措施〔19〕。细观该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理念，可以发现潘懋元的理念与它们趋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顺利完成了从计划导向下的“统包统分”体制向“市场导向、政府调控、学校推荐、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体制转变。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市场经济转型中高校就业制度改革的先行者，比较多的遭遇了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就业率较低的压力，潘懋元对此给予了关注。他较早提议应加强人才的社会需求预测和规划，引进市场机制，运用市场信息调节数量、规格、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开放人才市场等〔6〕。针对用人单位“唯学历划线”的不合理制度，他建议应根据岗位特点来招聘人才，不拘学历，适者任用〔2〕。面对选择性待业问题，他提议“在工作条件、生活待遇上，制定有利于毕业生走向基层、走向农村、走向西部的政策”〔4〕；在结构性待业问题上，则需要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和鼓励高职院校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特色方面入手解决〔4〕。 （三）经费投入与学费制度改革完善

由于历史、观念等原因，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在1999年扩招以来，一直采用的是低投入、高收费的政策。例如，2005～2011年间，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拨款增加了4.5倍，但投入额度仍远滞后于其他国民教育系列〔20〕。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人们鄙薄职业教育的传统认识，也间接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与发展方向。对此潘懋元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和高职学生大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群体特征出发，认为必须改变高职“低投入、高收费”的政策，应根据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特点和办学需要调整投入比例，降低收费标准，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者的积极性，增强高职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2〕。2014年，国家出台政策，明确要求在2017年各地高职院校（仅限公办高职）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应当不低于12000元〔21〕。至此，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制度改革终于落到了实处，但较遗憾的是民办高职院校未在生均财政经费拨款政策的扶持之列。这意味着作为占比高等职业院校数量五分之一之多的民办高职院校④，仍将处于“低投入、高收费”的困境中。这不仅不利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未来整体质量的提升，亦有悖于教育的公平原则，建议应该调整完善。

三、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建立独立体系（一）建立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背景

潘懋元是我国最早专门论述构建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思想的学者⑤。早在2005年，他发现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立交桥”政策根本无法抑制高职院校的“专升本”洪流时〔4〕，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现代化建设对多层次、多样化人才的需求，有必要通过建立独立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来实现；从高等职业教育的类型，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英国、德国、美国、台湾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正反实例分析，构建独立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有先例可借鉴；运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他也为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建立找到了可遵循的国际框架〔4〕。

除了有理论依据外，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在2004年底也具备了建立独立体系的现实基础。据统计，2004年我国高职高专院校数已占比普通本、专科院校数的60.5%，招生数占比达普通本、专科数53.1%，在校生数则占比达44.5%〔22〕。高等职业教育已发展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等教育向精英化和大众化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已逐渐明显。数量庞大的高等职业教育亟待解决层次如何向上延伸的问题，而学术型研究大学则要解决因承担了过多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任务而流失了精英性的问题。潘懋元构建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思想，不仅对解决上述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更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制改革、高等院校分类、定位政策的制定等影响深远。

（二）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内涵

潘懋元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专科直至研究生层次的学历教育体系，二是学历与非学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衔接的体系。根据高等教育的类型划分，学历教育体系是指由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或技能型专科学校或学院构成的体系，其层次为专科（副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技术本科（学士学位或文凭）―职业技术硕士（学位或文凭）或进入专业硕士。另考虑到构建终生教育体系的需要，“独立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应包括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形式并举的多样化形式，同时应该与中等职业教育形成衔接，与普通高等教育可相互沟通”〔4〕。

2014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指出，我国“到2020年，应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方面，也明确了要包括专科、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三个教育层次〔23〕。从2005年提出构建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算起，潘懋元的呼吁已历经10年，现终于体现在国家的战略决策中，实现了他所提倡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要更好的为高等教育实践服务的使命。

（三）高等职业教育后续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

首先是高职院校的“专升本”问题。从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看，职业教育层次会随着一国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上升，从专科向本科直至硕士研究生层次。我国也不例外。但限于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结构及布局的考虑，我国的相关政策设计却一直严格限制高职院校升格⑥。对此，潘懋元认为不宜“提倡”，也不宜“一刀切”。不宜“提倡”是因为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立体系并未建立，升格会使院校偏离职业教育方向；而不宜“一刀切”是因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层次提升是必然趋势〔2〕。2010年我国终于提出要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培养本科层次职业人才，但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却并不是通过专科层次的高职院校升格实现，而是让近600所新建本科院校转型⑦实现。那么现有高职院校的升格问题如何解决？仍需研究。

其次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层次办学问题。鉴于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不同层次的独立教育体系，如何实现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也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潘懋元提出同一所高职院校中应该允许不同层次的专业存在〔4〕，即高等职业教育在同一院校内部实现专科、本科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多层次办学。由于我国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资格主要是通过评估院校的整体办学实力和水平后才予以许可和授权的，所以专科层次高职院校要想培养本科人才，须通过整体院校升格或与其他本科院校联办才能实现，即使有相当部分的专业具备了职业技术本科水平也无法培养。所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层次办学主要是通过不同层次的院校来实现的，同一院校内部的多层次办学较难实施。利弊如何也还值得探讨。

再次是高等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职业教育的比例及衔接关系问题。从高等教育系统论的角度出发，潘懋元认为应该考虑高等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比例关系，如在一个区域内，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布局的问题；在某一个时期内，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的招生比例问题等〔24〕。在衔接关系方面，潘懋元则提出了若干要关注的问题，如中高职院校课程衔接问题，高职毕业生能否升入本科或研究生学习问题，以及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沟通问题等等〔2〕。 综上，潘懋元教授的高等职业教育思想是视野广阔、内涵深刻的。他秉持科学求实的态度，娴熟运用了教育的内外部规律，全面剖析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各个方面，抓住了高等职业教育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并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两个支柱之一，未来仍将成为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关注的重要部分，潘懋元教授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做出的若干深入研究，无疑对推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有积极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提出：职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通过改革、改组和改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②“三改一补”指对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进行改革、改组和改制，并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中专改办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这个概念于1999年由《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的通知》中首次提出。

③多种办学形式包括专科学校、电视大学、函授、自学考试、职工大学、职业大学、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等；多部门是指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并未归属统一的部门管理，而是包括了教育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地方及社会力量。摘自叶春生1991年论述，见吴畏主编《中国教育管理精览――成人教育管理、职业教育管理》，第616页。

④根据教育部2015年5月的全国院校数据统计，民办高职院校总数为305所，占全国高职院校总数1334所的2286%。

⑤根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以“高等职业教育独立体系”为关键词查找发现潘懋元为最早单独全面论述“高等职业教育应建立独立体系”这一观点的作者。

⑥《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第十五条提出：“2010年以前，原则上中等职业学校不升格为高等职业院校或并入高等院校，专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本科院校”。

⑦《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提出“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1]辜蔚君.关于人力资源数字化转型中数据管理工作的思考[J].厦门科技, 2023(1):4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