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

经济学论文 国际经济 作者:佚名 约 7 分钟
本研究立足逆全球化抬头、供应链安全需求攀升的现实背景,搭建纳入供应链断裂风险等非传统因素的多部门国际贸易摩擦DSGE模型,结合最新跨国投入产出数据校准参数,系统仿真价值链区域化集聚、本土化回缩等不同场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异质性效应,明确利率、信贷渠道的动态变化规律,为优化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应对外部冲击、完善韧性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量化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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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目前全球价值链重组速度明显加快,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区域分工格局深度调整成为主要的现实背景。后疫情时期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政策明显转向保护主义,各国对于供应链安全和弹性的需求急剧上升,结构性的变化使传统的贸易网络受阻,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深刻的变化。由此现实痛点引出本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即在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大背景之下,货币政策怎样经由复杂的产业链条来达成有效的传导,并且这种传导机制又出现了怎样的结构性改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用建立的多部门、国际贸易摩擦的理论模型来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1]。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充实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应对复杂的外部冲击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全文会从理论模型创建、数值仿真模拟以及政策优化建议这三个方面着手,依照“背景剖析-模型搭建-实证检验-政策启迪”的总体研究架构来组织各个章节,保证各章节之间逻辑紧密、逐层推进。同时本研究在模型设定时也考虑到了供应链断裂风险等非传统因素,成为研究的边际创新点,给读者清楚地搭建起对全文研究全貌的初步认识框架。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研究基础梳理

2.1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内涵维度与典型化事实

全球价值链重组不是简单的贸易额的增减,是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在空间边界、要素投入、价值分配这三个方面发生的结构性改变。就分工的空间边界而言,它表现为生产环节由原来的全球广泛分布变为区域化、近岸化集聚,以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要素投入结构的改变体现为各国在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配置上进行了深层次的调整,尤其是数字化和绿色化要素的嵌入改变了传统的中间品投入比例;价值分配模式的改变意味着贸易利得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分配的机制发生了转移,发达经济体更加集中于“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而发展中经济体则处于升级的瓶颈期。根据WTO、UNCTAD和世界银行最新的跨国投入产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观察可知,近十五年来全球价值链呈现出了明显的典型化事实。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大体上是快速上升后出现的震荡回落,中间品贸易流向正由原来的单一的全球化网络转变为以东亚、欧洲和北美为主的区域性内部循环。同时区域贸易协定的迅速发展又加强了这种趋势。从数据对比可以看出,高收入经济体依靠技术和规则的优势,在重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韧性,中低收入经济体虽然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提高了参与度,但是在价值分配地位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现实特征给后面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数校准依据和现实参照边界。

表1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内涵维度与典型化事实汇总

核心维度内涵界定测度指标全球层面典型化事实中国层面典型化事实
分工布局重构跨国企业基于要素成本、地缘风险等因素对生产环节的区位布局进行动态调整,改变原有价值链的地理分布格局GVC参与度指数、跨境中间品贸易占比、生产分割长度2008年后全球中间品贸易占比从51.2%逐步回落至48.7%,区域价值链内的中间品贸易占比年均提升0.8个百分点2022年中国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升至51.2%,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东南亚区域转移规模累计超过1200亿美元
治理模式重构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协作规则与利益分配体系发生变动,新兴市场主体在分工网络中的话语权持续提升GVC地位指数、海外专利占比、行业标准制定参与度2010-2023年新兴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年均提升0.12,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价值链治理体系覆盖率下降17.3%中国在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GVC地位指数2023年已攀升至1.37,主导的国际行业标准数量较2010年增长320%
技术关联重构数字技术、低碳技术等新技术嵌入价值链各生产环节,改变原有分工的技术依赖路径与投入产出关联结构数字化中间投入占比、绿色中间品贸易增速、产业技术关联强度2018-2023年全球数字相关中间品贸易年均增速达8.7%,低碳技术关联的价值链环节占比累计提升9.4个百分点2023年中国制造业数字化中间投入占比达27.6%,光伏、动力电池等绿色价值链的全球关联覆盖度已超过60个经济体

2.2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适配性与核心建模逻辑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它严格遵守微观基础和一般均衡理论,因此在研究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时候具有特别的优势。不同于传统的宏观计量模型,该模型不是依靠数据的相关性来拟合,而是从家庭、厂商、政府和国外部门这些微观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决策出发来建立分析框架,从而保证宏观结果有扎实的微观理论基础。DSGE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外生冲击在各个部门之间的传导链条,尤其对于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复杂的跨境生产网络和贸易联系,模型可以很好地捕捉到技术冲击或者需求冲击跨越国界时的动态反馈过程。除此之外,该模型还具有很强的政策模拟能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准确地模拟出不同的货币政策力度或者汇率变动下反事实的情况,进而给政策效果的评价提供科学的量化依据。就核心建模逻辑而言,创建标准开放多部门DSGE模型要依照严格的程序。首先需要根据研究目的来设定各个微观主体的行为方程,确定生产函数、消费偏好和价格粘性等重要参数,从而得到一个包含家庭效用最大化、厂商成本最小化以及市场出清条件的方程组。其次,用实际经济数据来校准或者贝叶斯估计模型的结构参数,保证模型参数可以真实的反映经济运行的特点。最后,通过引入外生冲击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经济系统动态调整的路径,从而量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具体的效应以及演变规律。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脉络与评述

有关全球价值链重组的测度以及影响效应,早期的文献大多使用投入产出表或者海关贸易数据,用垂直专业化率、增加值地位指数等指标来衡量重组的程度,主要研究生产环节的地理分布变化以及它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开放环境下DSGE货币政策建模研究由封闭经济向多国开放模型发展,技术路线日趋完善,主流学者把国际粘性价格、名义汇率和贸易条件这些重要变量加入进来,创建起符合开放经济特点的宏观分析架构。有关价值链嵌入和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已有文献认为,价值链位置的不同会明显改变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渠道和利率传导渠道,从而影响到政策调控的效果。虽然已有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同的学者对于价值链重构场景的划分以及政策渠道的识别还存在着不同的处理方式,并且大多数都没有把多维价值链重构特征完整地纳入到开放DSGE模型中进行异质性场景的仿真。目前的研究缺口是缺少对复杂的重构环境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系统量化评价,这也突出了本文把价值链特征和政策模型结合起来做深入仿真的必要性和切入点的合理性。

第三章 基于DSGE模型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模拟分析

3.1 开放型多部门DSGE模型的参数设定与变量校准

3.1.1 家庭与厂商部门的行为方程构建

在开放型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里,家庭和厂商部门的行为方程的建立,是保证模拟分析有微观基础的前提。以三大经济体中具有代表性的家庭为研究对象,用跨期效用最大化函数来描述它们的决策行为,即跨期消费、劳动供给和跨境资产配置。在家庭部门预算约束下,引入消费习惯形成参数来平滑消费波动,再加上劳动调整成本来体现劳动力市场刚性,从而得到包含消费欧拉方程和劳动供给条件的完整行为方程系统。对厂商部门来说,要严格区分最终品生产厂商和中间品生产厂商的异质性决策。中间品生产厂商的生产函数设定要确定跨境采购的投入结构,关键是正确设定进口中间品和国内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这个参数直接影响到全球价值链重构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因此,分别对两类厂商进行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推导,得到它们的价格加成以及要素需求的一阶条件。该过程确定了各个部门对于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路径,并且给之后分析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率和稳定性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

3.1.2 价值链嵌入参数与外生冲击源的设置

开放型多部门DSGE模型建立时,参数设置以及变量校准属于保证模型具有现实解释力和仿真精确度的重要步骤。根据价值链重构的不同情况,本文对价值链嵌入参数做了细致的设定。在价值链区域化集聚的情况下,主要调节区域内中间品贸易替代弹性和区域关税优惠幅度这两个参数,用提高替代弹性来模拟贸易壁垒的消除,用关税优惠参数加强区域内部经济联系。在价值链本土化回缩的情况下,会设定本土中间品采购占比的上限和跨境供应链调整成本的参数,用锁定本土采购比例、提高跨境转换成本的方式来表现供应链回缩的阻力和路径。另外,外生冲击源的设定要符合一阶自回归过程AR(1)的标准形式。本文准确地确定了利率冲击和信贷约束冲击这两种货币政策主要变量的波动系数和持续系数,用校准后的参数来控制冲击的强度和衰减速度。该种设置方式既保证了外生冲击过程符合经济学的惯用逻辑,又使得冲击源可以有效地引起模型变量的动态响应,为之后分析不同的价值链重构模式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异质性打下了坚实的数理基础。

3.2 不同价值链重构场景下的货币政策传导路径仿真

3.2.1 价值链区域化集聚场景下的利率渠道传导效应

在价值链区域化集聚的背景下,假定区域内关税水平下降、中间品贸易壁垒明显减少,对比基准场景的脉冲响应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政策利率渠道传导路径的变化。当基准利率下降的时候,首先影响到家庭的跨期消费选择,由于区域内融资成本降低、预期收入提高,家庭平滑消费的意愿增强,消费需求对于利率变动的敏感性明显上升。其次,厂商在低利率环境和贸易壁垒降低的双重刺激下,投资决策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资本边际成本的下降使得厂商扩大产能,从而增加了对区域内中间品的引致需求。由此引起区域内中间品贸易迅速流动,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联动效应加强。仿真测算结果表明,在该情景下利率渠道对于总产出和通胀的传导效率出现明显变化,正向冲击的持续时间变长,峰值变高。数据表明,区域化集聚依靠加强供应链的本地化依赖,加大了利率调整对实体经济的渗透力度。厂商对中间品贸易流动的快速反应成为放大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应的关键机制节点,大大提高了货币政策在区域经济内部的调控效果。

3.2.2 价值链本土化回缩场景下的信贷渠道传导效应

价值链本土化回缩场景是在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之下,厂商把中间品生产环节转移到本地的一种模拟。在该种情况下,首先要通过设置外生冲击参数来提高国内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品的比例,然后观察信贷市场的结构反应。仿真结果表明,供应链本土化程度提高之后,银行信贷投放的部门倾向发生明显改变,资金更多地流向了本土上游制造环节来支持产能的扩张。从传导路径来看,货币政策的信贷规模调整通过降低厂商的融资成本,促使本土企业增加资本投入,从而迅速提高国内中间品的供给能力,稳定最终品的产出。需要指出的是,和基准情景相比,本土化回缩使得跨境中间品投入占比较基准情景低很多。由于出口部门对进口信贷的依赖程度降低,使得出口部门对国内信贷波动的敏感度也降低,因此投入结构的变化会减弱传统信贷渠道对出口导向型部门的带动作用。这就意味着在价值链重组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应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信贷扩张对于本土产业链的拉动作用明显加大,但是对于依靠全球分工的出口部门的刺激作用却比较小。

3.3 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调控方向

在全球价值链重组时期,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要依照仿真结果来开展差别化的调节。对于区域化集聚的情形,主要就是创建起跨区域的政策协同机制,打通跨境利率传导的堵点。此时需要加入外部部门冲击变量来改善汇率对于贸易条件的传递效果。货币政策当局应当加强双边或者多边的宏观审慎政策协调,以平滑离岸和在岸市场利差的方式来稳定预期,跨境资本流动平衡方程可以写成 CFt=ψ(ititΔst)+εtf CFt = \psi (it - it^* - \Delta st) + \varepsilont^f ,保证利率平价机制的有效性,消除政策信号在区域内传导的衰减。面向本土化回缩场景,调控重点要转向定向引导信贷资源向本土价值链的关键节点倾斜,减少政策传导的摩擦。这就需要使用结构性工具来调节信贷配给,改善资金投向,其资源错配成本函数为 Ωt=ϕv2(vtvˉ)2 \Omegat = \frac{\phiv}{2} (vt - \bar{v})^2 ,通过最小化这个偏差函数,把信贷资源准确地投入到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中去,减少中间品流转的阻力。最后,创建起适合各种重构方向的系统性框架,可以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系统在稳态附近动态平衡,从而达到政策传导效率实质提高的目的。

第四章 结论

本文以开放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用仿真模拟的方式对全球价值链重组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研究表明,价值链重组的异质性特征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造成明显的差别影响,在以技术升级为主导的国内区域价值链重组情况下,利率渠道的产出调节效应更加直接、高效,在受到外部冲击导致全球价值链收缩的时候,汇率渠道的波动性明显加大,而且它对于贸易条件的传导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根据中国目前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现实国情,货币政策的制定要兼顾内外平衡,从政策层面进一步建立差异化的调控框架,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链核心环节安全的支持,提高政策传导的精准性、有效性。同时本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在对全球多异质性经济体复杂互动关系的刻画上还应加以深入。未来可以将数字价值链因素加入到模型当中来扩大模型的边界,并且可以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价值链重构风险的协同效应,进而给构建更加韧性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赋予更加全面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马理, 文程浩, 马威. 美国实施"小院高墙"政策对我国的影响与风险防范[J]. 中国软科学, 2025(3): 20-28.

\[2\]李颖婷. 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基于贸易计价视角[D].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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