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符号学视角看当代观念艺术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生成机制研究

本文从符号学角度出发，去探讨当代观念艺术叙事结构的构成逻辑以及意义生成机制。与此同时着重说明此项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拥有的价值。

当代观念艺术是后现代艺术范畴里具备典型性的代表。该艺术类型实施创作期间，不再像传统艺术那样依赖审美形式，而是依靠观念、符号和文本之间相互作用，进而形成了一套具有独特性质的叙事系统。符号学把符号系统及其意义生成当作研究对象，正好可以给解析这类艺术现象提供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指导。符号学理论通过对能指和所指间的关联展开考察，并且结合符号组合以及聚合方面的规律来做分析，能够有效地将观念艺术背后存在的编码逻辑以及解码路径揭示出来。

具体开展研究工作时，要先把符号学的核心原理掌握好，这里面有索绪尔提出的二元符号理论，还有皮尔斯的三元符号模式，之后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实际的艺术案例分析过程中。通过对艺术作品里面包含的图像符号、文本符号和行为符号进行拆解，能够系统地梳理出这些符号是怎样串联起来从而构成完整叙事链条的。从符号学视角进行分析，有助于说明观念艺术是怎样凭借符号所具有的多义性以及开放性与观众进行意义互动的。

这一研究路径呈现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艺术批评提供了能够进行量化的分析工具，可减少主观判断时所存在的随意性。另一方面，能够帮助更加深入地去理解当代艺术所具备的文化功能，揭示出在符号消费这个时代，艺术与社会现实两者间的复杂联系。运用符号学方法，不但能够让观念艺术研究的学术规范程度得到提高，而且还可以促进艺术实践与理论批评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对于艺术学科的发展能够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

符号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符号系统以及意义生成的规律，凭借这些研究成果，它可以为分析观念艺术的叙事结构提供基础理论工具。在符号学理论当中，能指和所指属于符号的基本组成部分。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讲，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这些物质形式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图像，还可以是文字；而所指是能指所代表的概念或者意义。能指和所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文化约定而成的。以传统艺术为例，《蒙娜丽莎》里那神秘的微笑作为能指，它的所指不单单是人物的表情，其中还包含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能指与所指的二元结构展现出了艺术符号的表意本质，同时也为解读观念艺术里复杂的符号编码奠定了基础。

意指实践让符号学的分析维度变得更加深入，它主要关注的是符号在特定文化环境里是怎样产生意义的。罗兰·巴特在《神话学》这本书里提到了二级意指系统，他指出当符号完成第一层表意之后，就能够作为新的能指参与到更高层次的意义构建当中。例如在宗教艺术领域，白鸽首先作为能指指向和平这个概念，之后它有可能会升华为神圣救赎的象征。克里斯特娃的互文性理论着重强调，任何符号的意义都是依靠和其他符号的关联网络而存在的。这样的视角有助于理解观念艺术是如何通过挪用、拼贴等手法，在符号的相互指涉过程中产生多重叙事含义的。观念艺术家常常会利用意指实践的这个特点，把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变成艺术符号。他们打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常规联系，对观者的认知习惯发起挑战，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观念的表达和传播。应用符号学理论，不但为解释艺术作品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而且还揭示了当代观念艺术在文化环境里的深层意义生产机制。

观念艺术有叙事特性，这和它作为符号文本的特殊构成方式联系紧密。从符号学角度讲，观念艺术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三个关键要素，分别是符号载体、符号意义、符号语境。符号载体是支撑观念艺术呈现出来的物质基础，它可以是现成品，也可以是图像，或者是文字，还可能是行为表演。就像杜尚的作品《泉》，选用小便池这样的工业品当作载体，小便池自身具备的物理特性直接成为意义产生的出发点。符号意义就是符号载体所承载的观念内容，它并非直接就展示在人们眼前，而是要经过符号的选择以及转换等过程间接地产生出来。以《泉》中的小便池为例，它被赋予了反艺术的观念，其价值并不是体现在物品本身，相反，其价值在于对艺术定义提出了质疑。符号语境包括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观者所处的接受环境，它为去阐释符号意义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框架。这符号载体、符号意义、符号语境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观念艺术叙事的基础。

观念艺术的叙事结构具有明显的层次划分，能够被分成表层的符号组合结构、中层的叙事逻辑结构以及深层的意义阐释结构。表层结构指的是符号载体具体的排列形式以及呈现方式。比如在作品《泉》中，把小便池倒置并且署上名字，这样一种看上去很随意的组合方式其实是叙事的起始点。中层结构指的是符号和符号之间的逻辑联系，在搭建叙事脉络时会采用隐喻、反讽或者并置等表现手法。比如杜尚挪用现成品这种做法，打破了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进而形成了具有颠覆性的叙事逻辑。深层结构涉及对意义阐释的多个维度，观者需要结合艺术史方面的知识以及所处的文化语境，参与到意义的再创造过程中，从而让叙事从原本的单向传递转变为双向互动的状态。

观念艺术叙事性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观念优先”这一原则。艺术家会通过对符号进行选择来体现观念的核心意图，通过将符号进行组合来增强叙事的逻辑张力，然后再通过对符号进行阐释来引导观者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就以杜尚的现成品艺术来说，它的叙事不是依靠传统美学形式来展开的，而是通过对符号进行非常规的选择以及让符号出现语境上的错位来生成意义。这种叙事方式不只是让艺术的边界得到了扩展，而且凸显了观念艺术以观念作为核心、以符号作为媒介的独特价值，为当代艺术叙事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从符号学的角度去观察当代观念艺术的叙事结构，可以看到它有着独特的运作方式。这种运作方式的核心是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符号载体，重新去搭建起叙事逻辑。在2000年之后，观念艺术常常会运用跨媒介的符号系统，这里面包括文本装置里面的文字、社会介入艺术当中的日常物件、互动艺术里面的身体动作，还有数字媒介的虚拟代码，这些元素共同组合起来，形成了当代观念艺术的符号矩阵。这些符号载体突破了传统艺术在物质方面的限制，依靠转喻和隐喻的关系，搭建起了一个复杂的叙事网络。

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方面，当代观念艺术大大拓宽了符号的表达范围。就拿徐冰的《地书》来讲，它的符号系统利用Emoji和图标创造出了一种全球通用的视觉语言。在这个过程中，能指形式从单一的文字扩展到了多模态符号的组合，所指则变成了一个动态生成的意义场域。当能指的范围扩大之后，所指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观众进行解码的过程也就成了叙事延伸出去的一部分。阿布拉莫维奇的行为艺术把身体当作核心的能指，直接将生理上的痛苦转化为精神层面的所指，形成了能指和所指合为一体的状态，打破了传统符号的层级关系。

在当代的环境之下，意指实践出现了重要的转变，互文性成了构建叙事的基本策略。观念艺术作品经常会引用大众文化符号、历史文献或者科学数据，通过对这些符号进行拼贴和重新组合，形成了具有多声部特点的叙事。观众参与式意指的出现，更是进一步打破了由创作者主导的意义生产模式。比如说在互动装置里，观众实时进行操作会改变符号之间的组合关系，从而让叙事结构呈现出开放的特点。这种转变意味着在进行符号学分析的时候，需要考虑到观众解码的能动性，要把意义的生成看作是创作者进行编码和观众进行解码的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具体的案例分析显示，符号学机制能够有效地解释观念艺术在叙事方面的创新。《地书》建立起了一种超语言的符号系统，让跨文化叙事成为了可能。它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能指进行了普适性的设计，并且所指有着弹性的空间。阿布拉莫维奇的《艺术家在场》以身体作为媒介，通过眼神接触这样一种符号行为搭建起了情感叙事，而观众在场成为了意义生成的关键因素。这些案例表明，当代观念艺术的叙事力量来源于对符号学原理进行创造性的运用，通过重新构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创新意指实践的方式，在物质性和观念性之间开拓出了新的叙事维度。

这项研究从符号学开始，对当代观念艺术的叙事结构以及意义生成机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观念艺术是当代艺术的重要部分，它和其他艺术不同，重点是观念，不是物质形式。当把符号学理论框架运用进来之后，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类艺术作品是怎样通过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把观念有效地传达出去，并且让意义动态地生成。

当代观念艺术的叙事结构有很明显的非线性和多义的特点。创作者常常会使用符号并置、转喻、隐喻等方法来搭建一个开放的叙事框架。这种叙事结构和传统艺术的线性叙事模式不一样，它打破了传统模式的限制。因为这样的结构，观者需要主动参与到符号的解读当中，要结合自己的个人经验还有知识背景，重新构建作品的意义。就拿装置艺术来说，它的空间布局、所选择的材质以及对日常物品进行的符号化处理，这些方面一起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意义网络。在这个意义网络里，每一个符号元素都有着特定的文化指向，也都表达着一定的观念。

通过对意义生成机制的研究可以知道，观念艺术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语境的改变而不断地流动。在当代艺术的环境里，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联有很大的弹性。创作者会故意打破常规的符号关联，这么做是为了让观者重新去思考现有的文化符号体系。这种机制不仅让艺术作品表达观念的力度更强了，还让艺术表达有了更多的可能空间。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掌握这一机制对于艺术创作、策展实践以及艺术教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创作者而言，能够通过巧妙地运用符号，让观念表达得更加有深度；策展人可以根据符号的逻辑，构建出更加有效的展览叙事；教育者则可以使用符号学工具，帮助学生建立起一套系统的艺术解读方法。

符号学给当代观念艺术研究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分析工具。它一方面揭示了当代观念艺术独特的叙事结构以及意义生成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为艺术实践和理论教学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使用符号学这个研究视角，能够让对当代艺术的本质特征有更深入的认识，还能够推动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