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在新媒体事件中新闻报道范式的转变

Party newspaper news reports paradigm shift in new media events

WEN Xu（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ecommunications，100876，Beijing，China）

一、党报与新媒体关系研究

当前，由于新媒体的崛起，党报作为传统媒体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党报对自身原有新闻报道范式陆续开始了新探索。

所谓新闻报道范式，可以认为是一种模式，即业界群体内大多数成员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和运行机制。具体是指所共同遵循和认可的概念或术语、规则程序等。关于范式的概念，美国哲学家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它们在心理和思想意识上形成了科学家共同秉持的某种信念。安德森认为：“范式是指科学家或研究人员审视他们领域的方式及其在本领域内进行的操作活动”。玛斯特曼在《范式的本质》一文中指出，有3种不同性质的范式，即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构造范式。

关于新闻报道范式的研究，国内有些学者认为传播学仍处于诸侯混战的“前范式”时代。有的认为学科内正形成范式融合的态势。还有的学者提出学科内即将发生空前规模的范式革命等。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认为：中外新闻传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范式，比如，源自西方新闻界的客观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深度报道、新新闻主义，与我国新闻界开创的典型报道、正面报道、民生新闻就是不同的新闻传播范式。据此可以看出，新闻报道范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

关于“新媒体事件”概念，笔者认为，是指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下，在全国范围内或者某一区域内，网民借助网络、微博和手机等新媒体平台所展开的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性活动。当前，党报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理清。

（一）从报道机制视角看，两者既合作又竞争

以网络和手机为主要媒体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媒体与人际交流的界限，形成一种可称为“大众自传播”（mass sef-communication）的新型新闻报道机制，并形成了新媒体事件这种报道类型，越来越迥异于党报等传统媒体。

尽管新媒体对于整个传播结构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就整体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技术体构建来说，并没有像一些学者预期的那样会导致传统媒体的消亡。就像美国学者J.L所说的那样，新旧媒体已经不是森严壁垒的两个系统，而同属一个“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enarged media ecoogy）

这种体系虽然没有颠覆传统媒体的话语霸权，但是至少可以对其形成挑战，这就是学者Gimor所说的，是对底层民众的一种“传播赋权”，（communication empowerment）事件不再是按照传统媒体习惯的那种相对简单、程序化的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进行报道，而是变得更难控制、更难预测，底层的广大民众开始真正地加入到创造历史事件当中来，话语权力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调整，这是新媒体事件最根本的“新特征”。

（二）从舆论引导视角看，两者既促进又互补

近几年，在党报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的状态下，发生的许多新闻报道事实，说明了两者之间共同在相互促进中发展，并在其中显现出互补性。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岳源认为，传统媒体应该借助新媒体传播特性上的优势，并且通过及时获得第一手信息，进而为其后的深度报道和评论提供新的素材和新闻报道角度。互联网的出现完全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的格局，传播链条大大缩短，但传统媒体仍然有其权威、理性、科学、深入的传播特性，这是现阶段任何网络媒体都无法比拟的。从网络舆论引导这个角度看，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新闻报道能够形成良好的互补态势。 在常规情况下，只有党报等传统媒体提升了被报道者的曝光度，事件的当事人才有可能具备方向性的作用。新媒体虽然利用自身的特点不断扩大舆论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在现阶段，由新媒所引发的事件，最终仍需要得到党报等传统媒体的首肯和介入，才能对舆论导向有实质性的影响。正如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羽所说，其主要作用大多还只体现在通过披露某种现象或者曝光某个事件而引发舆论关注，事实的真实面目还得依靠传统媒体经过长期发展确立的新闻事实调查与核对机制来揭示。

二、党报对新闻事件报道中既有报道范式的转变

本文以党报对公共卫生方面的新闻报道为具体事例，通过疏理发现，党报在新媒体事件中的新闻报道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其原有的报道范式实施了重要突破，以更符合新闻规律的传播方式，更适应广大读者需求的新闻报道范式，实现了明显转变。

（一）由“时效型”转向“适时解读型”

在以往，党报一直沿用着“遇到重大敏感问题，如果当时就报，可能会产生不良后果，那么就要放一放，等时机成熟再予以报道”的范式框架，以减少社会动荡和民众的恐慌情绪，或者利用与政府部门天然联系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内掌握主动权，对舆论进行引导。

然而随着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兴的新媒体平台的崛起，党报在时效上已经无法与新媒体相比，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网民来了解详情和调查事件真相，这就产生了一种对传统媒体非常严峻的挑战：新闻记者并没有能力决定“真实”，只有信息来源单方面才能影响真实的呈现的方式与面向。因此，必须要采取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具体说，就是以“信息的权威性解读”的空间换取“第一时间发布新闻掌握主动权”的时间。

以《人民日报》对“深圳八毛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为例。报道说， 有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儿童小强（化名）肚子存在肿胀现象，排便时不时出现困难，他的父亲陈先生带他先去深圳市儿童医院看病，医院检查后建议做手术，而陈先生先是质疑医院巨额的治疗费，然后又认为存在误诊的可能而提请申诉。在这个过程中，小强又去武汉同济医院就诊，同济医院的诊断与早前深圳儿童医院的结论相符。陈先生考虑到儿子的病情不断的恶化，只好接受了巨结肠根治术，小强很快恢复了健康，此次治疗花费也和与当初深圳儿童医院的预计费用接近。小强的爸爸陈先生向之前被误会的深圳儿童医院致歉。

从该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党报已开始扬长避短，重点突出对于事件全貌的把握，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澄清来自网络上的各种传言和猜测，从原来讲究“时效型”向提供权威观点和意见的“解读型”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仅是宏观层面上符合传媒发展的最新趋势，发挥出了报纸不可替代的优势，而且在微观层面上发挥了在事件发生后，能够变“硬着陆”为“软着陆”，引导社会舆论，尽可能将负面影响和情绪降低到最小。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被新媒体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

（二）由“宣教式”转向“科学专业式”

过去，对党报的有些新闻报道读者不愿意接受的主要原因是，过于强调其主观性。而党报如果要真正发挥其舆论导向作用，必须要着力构建报纸与读者双方彼此都能接受的语境。对于以政策性和宣传性见长的党报来说，必须改变过去留给读者的那种官样式、宣讲式的印象，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居高临下、板着面孔的说教，以平和的态度，与读者进行平等对话。

近几年，党报注重在新闻报道中注重构建一种科学、亲切的语境，在报道中以多视角，客观地与读者进行近距离沟通，而不再像以往那样隔空喊话。

以《人民日报》对艾滋病的报道为例。报道说，经检测，在48人身上检验出多种不同的，但同时也都是已知的病原体，并不是由什么未知神秘的病毒或者症状所引起的，只是因为多种病原体的共同作用，才导致了一些看起来貌似并不常见的情况发生。该报就此还进行了连续报道，请有关专家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让读者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和认识。通过一系列报道，使读者了解到了专家们的说法。而且这些说法让读者觉得客观和可信。

这样的报道无论是从新闻的说服力还是从科学依据方面都丰富了原有新闻报道的视角，突破了原有报道范式的界限，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这样的舆论引导方式并没有刻意进行宣传，也不板着面孔，摆事实讲道理，引导读者相信科学，而不是听信传言。来自专业方面的意见远比套话似的说教更具有实际宣传效果。

三、结束语

党报在新媒体事件中的报道层面所做出的转变始终都是以维护和巩固“主流核心意识形态价值观”这个核心为前提。即使是在广大民众通过新媒体拥有了更多了解公共卫生方面的信息渠道和机会的情况下，仍然期待于党报等传统媒体所提供的更全面、深入的信息。由于党报的新闻报道充分地吸纳新媒体事件中可以利用的部分，从而在更多层面推进了自身报道范式的改革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