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结构性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理论分析

本文引言部分要做的事是系统研究中国制造业结构性转型背后的内生动力机制。这么做是为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理论分析搭建基础框架。

制造业结构性转型指的是通过要素禀赋升级、技术创新突破和制度环境优化等途径，让产业布局从低附加值领域往高附加值领域、从劳动密集型模式向技术密集型模式转变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个转型的核心逻辑是要实现比较优势发挥和竞争优势培育之间的动态平衡，同时靠市场机制运行和政府引导作用一起配合，从而让产业结构升级到更好的形态。从具体实施路径看，这个转型过程要依次经过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这三个阶段，而且每个阶段都需要有配套的针对性政策支持措施以及资源配置方案。

从实际应用价值来说，推动制造业结构性转型对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很关键。现在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和国内要素成本持续上升这双重压力，所以迫切需要依靠内生动力机制来突破发展中的关键瓶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特别重视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适配性，这给研究转型动力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框架。

本研究有创新的地方，把内生动力详细分解成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制度变迁这三个维度，并且针对这三个维度各自构建了分析模型。研究的时候采用了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结合起来的方法，最后揭示了各个动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还有相应的政策启示。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只是丰富了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为政府部门制定产业政策给出了具体的决策参考依据，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现实指导意义。

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是推动制造业结构性转型的核心动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指的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在数量积累和质量提升过程里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物质资本升级体现为设备更新速度加快，并且固定资产投资朝着高技术领域倾斜。人力资本升级体现为劳动力接受教育的年限变长，技能水平在整体上得到提升。技术资本升级体现为研发投入的力度加大了，专利数量在持续不断地增加。

依据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变化会让不同产业之间的要素密集度对比出现改变，进而使得比较优势的形式和范围被重新塑造。中国制造业的要素禀赋升级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在早期的时候，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后来，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以及技术的扩散，资本有机构成在不断地提高，在2000 - 2010年期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25%，这一增长带动了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上升。在2010年之后，高技能劳动力所占的比例超过了30%，研发投入强度超过了2%，这让技术密集型产业渐渐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这一演变过程能够通过要素密集度指数量化表示出来，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在这个表达式当中，\(I_{jk}\)代表的是产业 \(j\) 在时期 \(k\) 的要素密集度，\(K\)、\(H\)、\(T\) 分别对应的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存量，\(\alpha\)、\(\beta\)、\(\gamma\) 是各个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要是 \(I_{jk}\) 的数值从劳动密集型朝着资本技术密集型逐渐地递增，那就说明比较优势处于动态演进的状态。

这种演进会让不同产业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改变，促使生产要素从衰退产业往新兴产业流动，最终实现推动制造业整体结构优化的目的。实证研究显示，要素密集度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制造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就会上升0.73个百分点，这表明要素禀赋升级对于制造业结构性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在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当中，推动制造业结构性转型的核心动力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进行有机结合。

有效市场依靠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制造业领域，价格信号能够敏锐地反映出要素稀缺程度以及产品需求的变化情况，进而引导资本、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自主地流向比较优势突出的产业。竞争机制借助优胜劣汰的方式，促使企业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工作，从而提升产业的整体效率。不过市场存在缺陷，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容易引发市场失灵现象，难以完全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基础类、先导类的关键问题。

有为政府要做的是弥补市场失灵状况，同时顺着趋势引导产业升级。政府会制定具有前瞻性的产业规划，为制造业转型提供清晰明确的方向。与此同时政府会对教育、科研、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此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为产业升级打好要素基础。政府还会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例如采取财税激励措施、设定技术标准等，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的“有为”并非是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而是营造出有利的环境，让市场机制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确保产业发展的方向既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又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相适应。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一个动态互补的过程中。政府在前期进行投入并且实施政策引导，能够为要素禀赋升级创造出必要的条件。举例来说，发展高端职业教育，就能够培育出技能型劳动力。市场会通过价格的波动情况以及企业的盈利状况，不断检验政府引导的方向是不是符合实际的比较优势。要是政策引导的产业在市场中能够成功盈利，那就说明这个产业顺应了要素禀赋的变化，内生动力也就形成了。反过来，市场发出的信号会为政策的调整提供依据，避免出现资源错配的情况。这种协同机制能够有效地避免两种问题出现，一种是单纯依靠市场可能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风险，另一种是政府过度干预所带来的寻租和效率损失问题，进而防止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状况。

在中国的实践里面，“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市场竞争机制相结合，就是这种协同作用的一个典型例子。“中国制造2025”战略明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等重点发展的领域。政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建设创新平台等方式给予支持，引导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这些重点领域。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取代市场竞争，企业依旧要在市场当中接受检验，只有那些具备核心技术、符合市场需求的产业才能够真正地发展壮大起来。这种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模式，既保证了制造业转型方向的正确性，又激发了微观主体的活力，最终推动制造业形成内生增长动力并且让这种动力持续释放出来。

在制造业结构性转型时，技术创新是关键内生动力。技术创新演进路径会随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而动态调整。按照新结构经济学适宜性原则，技术创新不是外部给定变量，而是随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慢慢形成的。当要素禀赋结构处于初级阶段，企业大多选模仿创新路径，通过引进技术并消化吸收提升效率，这时技术进步可用函数$\Delta A$t = \phi \cdot I{m,t}表示，其中$\Delta A$t表示技术进步率，$I${m,t}是模仿创新投入，$\phi$是技术吸收系数。

随着资本不断积累、人力资本逐渐提升，技术创新会进入集成创新阶段。此阶段特点为多技术融合和模块化创新，对应的技术进步函数也扩展，变为$\Delta A$t = \phi \cdot I{m,t} + \theta \cdot I{i,t} \cdot Ht^\alpha，这里$I${i,t}是集成创新投入，$H$t代表人力资本存量，$\theta$是创新转化效率，$\alpha$是人力资本弹性。当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到高级阶段，自主创新会成为主要路径，技术进步函数进一步演变成$\Delta A$t = \phi \cdot I{m,t} + \theta \cdot I{i,t} \cdot Ht^\alpha + \psi \cdot I{o,t} \cdot Kt^\beta，其中$I${o,t}是自主创新投入，$K$t表示资本密集度，$\psi$和$\beta$分别代表自主创新效率与资本弹性。这种分阶段的变化，表明技术创新与要素禀赋是协同演变的。

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结构性转型是通过产业升级的两个方面实现。一方面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具体表现是传统制造业占比逐渐下降，高端装备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用$IS$h表示，其动态方程为$IS$h = \frac{\sum{i = 1}^{n} wi \cdot Yi}{Yt}，这里$w$i是产业$i$的技术权重，$Y$i是该产业的产值，$Y$t是制造业总产值。另一方面是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用泰尔指数$TL$衡量，公式为$TL = \sum${i = 1}^{n} \left(\frac{Yi}{Yt}\right) \ln \left(\frac{Yi/Li}{Yt/Lt}\right)，其中$L$i是产业$i$的就业人数，$L$t是制造业总就业人数。技术创新能降低$TL$值，提高不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

这条驱动路径的内生性特点，主要是因为要素禀赋升级和市场与政府协同有双重支撑。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市场机制靠价格信号引导创新资源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政府在基础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起到引导作用。这三者一起作用，形成了“要素禀赋 - 技术创新 - 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这种内生性路径能避免政策强制推动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保证转型过程具有可持续性，也体现了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

研究中国制造业结构性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是站在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产业升级路径展开的系统探讨。这项研究要揭示的是，在要素禀赋出现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共同作用推动的情况下，制造业达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变的内在规律。其核心的道理是，伴随经济发展阶段持续演进，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这会促使企业主动去调整生产结构，并且技术模仿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就成了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这种转型不是只依靠外部政策进行干预，而是市场机制和企业行为相互作用之后出现的必然结果。

观察转型的具体路径可以知道，制造业结构性转变通常要经历三个关键的阶段，分别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阶段、中间品进口替代阶段和最终品出口升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企业主要凭借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之后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起来、技术能力逐步得到提升，企业会朝着产业链中上游的方向延伸；最后企业通过加强品牌建设以及增加研发投入，实现价值链向上跃迁。这一路径能不能有效实施，取决于要素市场是否存在充分竞争以及企业家精神有没有得到发挥，这两者一起构成了内生动力机制的基础支撑。

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这一理论框架能够给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要尊重要素禀赋动态变化的规律，不能盲目去发展高端产业。举例来说，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地区，应该重点支持企业开展自动化改造并且进行技能培训；在技术基础比较好的区域，可以鼓励产学研进行协同创新。对于企业来说，该研究通过测算要素边际产出和研发回报率，为企业战略转型提供了可以量化的依据，有助于企业更加精准地确定资源配置的方向。

这项研究的价值不只是体现在理论解释的方面，更体现在实际操作的方面。通过构建要素匹配指数和技术距离模型，能够为区域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具体可用的分析工具。同时研究揭示出来的内生动力机制表明，制造业转型本质上属于市场化演进的过程，政策干预应该把重点放在完善制度环境上，而不是直接对企业决策进行干预。这一结论对于防范政策出现扭曲、提升转型效率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